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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N公司与L男歌手签订了《演艺经纪及唱片制作之合同书》，由N公司担任独任的经理人公司。
这个合同期限5年，有两项收入“对赌”条款：
如果在一年半的时间内，L男歌手收入低于6百万，就有权选择是否终止或者继续履行合同；
反过来，如果五年收入超过5千万，则合同期限再顺延三年。
再加一条收入分成比例条款：演艺业务获得的经济收入，N公司抽三成，剩下归L男歌手。
还有一条免除表演酬金的条款：只要是由N公司投资制作、由L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音乐电视片，公司可以白用，不用再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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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要做的具体事情上，合同上有这些规定。
在艺术成果方面：N公司至少每年制作发行一张专辑，收录10-12首歌曲；每年至少做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宣传；演唱的每首歌曲都会拍摄音乐电视片；
在人员服务方面：N公司聘任B某作为艺术指导，协助处理演艺业务；此外，还安排一名专职经纪人；每次外出演出，至少安排一名随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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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白掉馅饼下来。
与之相对的是相应的义务：
第一，L男歌手要将所有有关演艺事业的事宜都交给N公司全权处理，无条件接受其正当的管理和安排，参加安排的演艺活动。
第二，没有N公司的书面同意，L歌手不得参加任何第三方安排的演艺相关活动，要是本身接到了什么活，都要交给公司，让公司代表去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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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刚签了一个月，L男歌手就因患急性前壁心肌梗死，住院治疗后出院。当时，凤凰网刊登新闻报道《L病后首度敞开心扉感谢R翻唱XXXX》，透露了L住院治疗的消息。
没想到，刚出院一个月，L就又因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再次入院治疗，最后又出院。
等到来年，也就是年，L男歌手陆续参加了公司为其安排的MV拍摄，辽宁教育青少频道《最美童声》节目录制。
此外，还有赴开封进行商演，参加新品发布会并演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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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年9月，L男歌手因冠心病陈旧性下壁心肌梗死入院治疗，并进行了冠脉支架手术，直到同年10月底身体状况好转后，才陆续参加N公司安排的各种工作。
累计这么算来，L在合同履行期因心梗住院治疗三次，住院共计18天，在出院后因休息也不能立即开展演出工作。
在合同生效后，至少休息了四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因身体问题不能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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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遇到问题，很多合同上的事儿，双方就掰扯开了。
L男歌手提出，歌曲录制时间晚，数量也不够。N公司反驳道，录制歌曲需要视身体状况来定，过错不在公司。
L又提到，在拍摄某部MV期间，N公司没有承担制作音像制品的相关费用，没有向出租人支付拍摄场地、狼群租赁费，以及其他协助人员的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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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得插播一个故事，就是L男歌手能和N公司签约，中间其实是B某在介绍撮合，并担任了名义上的艺术指导。
实际上，B某并不做具体工作，负责演艺业务的沟通和协调，在L赚钱的时候每月拿一万块的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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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年2月，N公司与B某签订过一个《L歌手项目利润分红协议书》，如产生利润B某就有10%分红，每年结算一次；
由于以前已经付过元的收益，故项目利润在未达到元之前不予分配。
但L站出来说，是N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仅向B某支付了3个月劳务费。
B某出庭作证表示，这元是3个月劳务费，与分红协议中的分红利润是两码事。由于N公司未再支付劳务费，其无法继续担任L的艺术指导。
N公司却说，自家公司从未向B某表示，不再聘任其为L的艺术指导，之所以未继续支付劳务费，是因为L长期休息而未产生项目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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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合作不下去了，L男歌手要解除合同。
年4月27日，L向公司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认为一年半的期限已经到了，但是6百万的目标没有完成，自5月1日起合同解除。
N公司承认，于年5月1日左右收到了该解除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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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29日、30日，L在陕西咸阳和内蒙古赤峰两地，参加了相关演唱活动。
5月1日，11日，26日，L男歌手又在浙江、江苏等第参加演出，或者举办演唱会。
公司认为，你未经其同意就参与上述演出活动，这构成了违约。但L却说，4月29日、4月30日的两次演出未收取任何报酬，5月1日以后参加的商业演出，合同早就已经解除，自己并不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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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7月，N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结果是L所带来的项目创收万。按照合同约定，向L歌手分配了万。
L承认相应的收入，但认为这家事务所没在司法局备案，并且公司没有提供报告中所列费用的票据，所以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又没有提交相反的证据加以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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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牛不饮水，你不能强摁牛头。
这类合同人身属性较强，不适宜强制履行，双方都同意解除合同。双方的焦点，最后就落到了：谁该赔谁钱，到底赔多少？
公司要歌手赔钱，一共是万。
第一项：发解除函前三次违约，一次私自拍摄MV、两次私自参加商演，每场10万共30万，公司按照三成比例应得9万。算违约方的双倍赔偿，应赔偿公司18万。
第二项：擅自解除合同，明确不再履行合同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应赔偿损失违约金，按前一年的演艺总收益算。
根据《审计报告》，截止年5月1日，加上三次演出30万，演艺总收入为万。
考虑到生病住院，仅有9个月能正常履行合同，按照9个月算月均收入，再乘以12个月，“前一年的演艺总收益”为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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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要公司赔钱，违约金万+经济损失万+精神损害赔偿万。
第一项：前一年的演艺总收入万元，按这个标准算违约金。
第二项，年总收入为万，按履行的5个月折算，再算上发出合同解除函后至其提出反诉请求期间为1个半月，以月均演艺收入乘以一个半月计算其经济损失为84万，双倍就是万，但自己仅主张万。
第三项，至于精神损害赔偿，依据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进行估算为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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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焦点问题来了，二审法院是这样的观点：
第一，根据心梗患者的身体状况，结合演艺工作的强度等日常生活经验，以及高度盖然的证据标准，可以认定L男歌手在合同生效后，至少休息了四个月的时间。
第二，尽管发生了上述特殊情况，但在没有明确约定或未通过谈判等环节确定的情况下，发函解除合同不构成根本违约，但仍属于违反合同约定的一般违约行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三，既然不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前一年演艺总收益来计算赔偿是不对的。在歌手患病后，公司既然已经认识到合同约定的收入无法完成，那么就有义务与歌手进行协商，变更合同并协商确定工作计划。
但是，公司怠于履行该义务，对合同的解除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考虑歌手违约情况、公司怠于履行协商义务等因素，酌定歌手赔偿公司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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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的几个小问题：
第一，B某担任艺术指导的工作内容并不明确，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N公司曾表示不再聘任柏冬松，况且公司是否向B某继续支付报酬，跟第三人歌手及演艺合同没有关系。
第二，对于拍摄MV的场地租赁费、狼群租赁费以及协助人员报酬等事项，均应当由公司与第三方结算。N公司是否支付上述费用，也仅涉及其与第三方的事宜，与歌手及演艺合同也没有关系。
（况且，上述费用并未产生，你又没有替公司支付，吵吵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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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波，大连理工大学工学学士，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法律职业资格。辽宁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从事商业经济研究与行政执法工作。
杨秋娅，西南大学民商法学士，云南财经大学法律硕士。
北京京师（昆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陆骏秋，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学士，北京尊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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