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导演拍了一部“民国浪漫主义风格”的献礼电影《》。
有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史的浪漫主义,在哪里?
如果有,那就是我们的人民没有被灭绝、我们的国家没有被灭亡,我们的先驱没有被杀尽、我们的战士没有被杀光,越是压迫我们越是反抗、越多屠戮就有越多人奔赴战场!
电影《》剧照
然而这些在电影《》当中,并没有完好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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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冷静地分析这部《》电影存在的问题,首先要提出来的就是选角。
为什么这点首当其冲?因为一个人长得像、行为和气质像、说话也像他所演绎的历史角色,这个角色才可信。在可信的基础上,才能谈出不出彩。
黄建新说,他找这些演员,都是按照当年的历史人物的年龄来找的,尽量贴切。
年前的中国人,男人十来岁就要干活,女人十几岁就要嫁人,进步人士十七八岁就开始思考救国存亡的道理并付诸实践了。
年后的中国人,十七八岁通常上大学,二十来岁多半在试错、磨砺、慢慢融入社会,三十岁以后逐渐担负起养家的责任。
所以,那个苦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20岁的中国人,会是如今小康社会中20岁的中国人的面貌、气质、想法吗?
电影《》海报
因此,一大堆角色,都面临了符合年纪但却不可能符合风貌的问题。
尤其是陈坤饰演的陈独秀,简直灾难!任何看过陈独秀照片的人,都知道陈先生其貌不扬,但眉眼、嘴角坚毅,了解过陈先生事迹的人,更该知道其人充满智慧、原则性极强。
陈坤首先形象上不符合原型,而且,他完全不知道何谓慷慨激昂、原则性强。和李大钊监狱会面,低头斜眼上瞟、肢体语言过多。
同样,在上海和毛泽东会面那场戏,细心的观众一定会感受到,他手舞足蹈、滔滔不绝、莫名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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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王仁君扮演的毛泽东,无论是站在陈独秀身边,还是在李达家小聚,抑或在同学身边,气质都太过儒雅了。
大家对毛主席并不陌生,主席这人,是真风雅,但绝不是“儒”雅,尤其是各种传记中的他,特质是爽朗、幽默,在延安窑洞口是习惯性打趣别的同志的。
党史前两代领袖伟人,一个形不似神也不似、一个形似但神不似,更别说其他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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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代或者更年轻的演员饰演近代史人物,没什么不可以。即便今天不演,明天终究也会演,属于他们的这份责任终究会到来。
导演有必要挑选、化妆组有必要塑造尽量相近的形象,导演也有必要充分理解并调教出符合人物原型的神态、动作、气质。
就拿陈坤来说,他是青年演员中演技和可塑性颇为不错的演员了,在偶像剧中有过不错的演绎,在《火锅英雄》、《鬼吹灯》等电影中也有过出色的演出。
但是,他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非常吃导演调教和搭戏演员,如果导演要求得就不对或者不到位,搭戏的演员也拉胯,那么陈坤大概率也不能改变大局,比如电影《花木兰》。
因此,只能质疑导演,质疑他的认知和调教。既然导演是最多为影片发声的,“罪名”不管是制片的还是编剧的,都只能先按到他头上,由他代表。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部电影的台词上,就足以断定问题大概率来自主创团队的理解和审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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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实质性的剧情第一场戏,也就是李大钊探监陈独秀那幕开始,电影的对话台词就让人出戏。
他们俩隔着铁栏,说着颇似教科书总结般的言语,虽慷慨激昂但却逻辑跳跃、不接地气,这种台词风格延续了一整部电影。
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脚踏实地的革命者,平日说话会飘在天上吗?即便是鲁迅这种大文豪,写文章也不免泡点茶叶、半夜摸糖吃,何以陈独秀、李大钊们在电影《》里尽数背书?
回头再看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路经黄河,见水里漂尸、道上饥民,与一义和团老兵攀谈后为国家民族痛心疾首,由此下定决心建党救国。
由表及里、由生活起志愿、由悲恸生奋发,一切顺理成章、极具感染力。反观《》中的台词和书生论政,尽显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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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电影《》期待的浪漫,显然不是皮囊上的浪漫、画面制作上的浪漫、宣传片上口口声声的浪漫。这些常用在商业片上的浪漫,一般是包装好贩卖给小布尔乔亚的。
如果一部献礼片,要讨好占据电影票房主导地位的新兴阶层,那何不直接拍商业大片?毕竟商业片的“浪漫”,比如年上海滩的飙车戏、国际特工的暗杀戏、才子佳人的爱情戏全都有了,还有商业色彩浓厚的剪辑。
对于如此题材,如果说选角、塑造角色方面只能将就如此,那剧情能否更加符合历史、而非“浪漫”一些?
黄建新导演接受采访时说,他理解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需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这句话单独拎出来,从理论上、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放在真实的历史面前,真的能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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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可以创作一段李达爬上屋顶感受新世界即将到来的戏,也可以创作一段毛泽东和李达夫妇饮酒畅谈的戏,因为虽无可证但不破坏历史。
但是,要是将陈独秀单独约见毛泽东搞得青睐有加、青梅煮酒一样,还要创作一段何叔衡对着毛泽东、刘仁静等人畅谈革命原因的戏,这就要斟酌再斟酌了。
首先,陈、毛在北大就有交集,那时毛泽东是边缘人物,和陈独秀搭不上太多话,毛泽东甚至有些感到落寞。
其次,年上海见面的事,是毛泽东对斯诺谈及的,说当时听了陈独秀一次谈话、读了陈独秀推荐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
陈独秀在上海的时候,是否像一贯的多人谈话、是否一改往常突然对毛泽东热情洋溢了,就未可知了。这点,会给人造成陈、毛关系历程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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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何叔衡是否参加了中共一大在上海的会议是存疑的,目前最可信的说辞里,张国焘说何叔衡不够资格被请走了,而刘仁静说记不清楚了。
既然存疑,何必强行给何叔衡加戏?还是大段篇幅的造成“何叔衡影响了众多一大代表”的戏?这些是要“浪漫”还是要斟酌,主创团队是否有思考过?
最后,像陈公博在一大会议上言辞激烈、已生离意,但那场戏却握手言欢,是否拍得精细传神?何叔衡跳崖说存在多版传言,选用最戏剧化的一种,是否严谨?
杨开慧行刑前只穿内衣青衫、已游街一个小时,浑身脏乱、两枪未死伏地抠下血坑,行刑者吃过午饭再去补了一枪致死,电影《》里的这些镜头,谈何“浪漫”?
浪漫主义从来不指年轻、好看、吸引眼球,从来都是指在平凡甚至悲惨的现实中仍保持极大的乐观。
俱往矣,拍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黄建新导演理解的浪漫而深感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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