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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是上海作家王安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女作家用一支幽婉、怀旧的笔，写尽了大时代的小女子的伤怀往事、柔媚情致。小说由赵耀民改编、苏乐慈导演，年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
话剧《长恨歌》保持了原作的风格，叙述了一个关乎风花雪月的故事，寄予了关乎哲学命题的感时伤逝的情怀。在文学艺术中，风花雪月的故事讲了一代又一代，但风无定，花易衰，雪会融，月常缺，人生的感慨、漂泊的无奈也便不会停歇。
当观众走进《长恨歌》的剧场之时，舞台已经没有闭合的大幕，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景片式被脚手架绑缚的破败的建筑物，它早已被岁月的沧桑掠走了浮华，似乎已无力抵抗被拆毁的命运，但是，它却是一个幽暗的历史的背影。便是骨架全无，那份依稀如梦的旧影也会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似乎是剧中主人公王琦瑶生命景象的象征和缩影。
王琦瑶的故事从她目睹摄影棚里一个剧中女子死去，并引发了“他杀”还是“自杀”的疑问开始，那时的她出身低微，自小生活在石库门里，大上海的奢华尽现眼前，但却与她无缘。她热切地参与了上海小姐的竞选，在她披上了特制的婚纱出现在赛场时，一种在男权社会里女子“被看”的命运就已经铸成，表面上她是在众多佳丽的美色竞逐中侥幸获胜，实际上却是陷入了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的掌控之中。
王琦瑶不仅美丽而且聪慧，与众女子不同的是，她还懂得如何聪明地利用自己的美丽开发出最大的实用价值。她不要做“面子上的女人”，因为这样的女人即使有妻子的名分却很容易成为离弃之人，她要做“芯子里的女人”，就算是“妾身未分明”却有实惠与恩宠加身。人间烟火锻造成的王琦瑶，“好风凭借力”，成为国民党大员李主任的侧室。
王琦瑶短视的聪明终归算计不过难以预期的天意，李主任的突然死亡看似偶然，其实即使他不死，王琦瑶也无力改变等待—失望—被弃的结局。当繁华成为虚空之后，时代性的转折又将开始，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王琦瑶不得不隐瞒身世，自食其力。
但幸也不幸的是，她的小诊所里聚集了一群沉浸在旧上海的繁华旧梦里的人，她爱上了终日无所事事的富家子弟毛毛娘舅，在偷偷摸摸的交往中怀孕，那个落魄的废人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自尊的王琦瑶情愿遭人误解，却不愿牵累别人，顽强地独自承担起耻辱和艰辛。
在她母亲看来，她真是自轻自贱，一步走错步步走错，但是，在特殊的人生境遇里，王琦瑶却努力地进行着自我的人生选择，并且心甘情愿地自我负责。她的人生并不圆满，但在种种缺失中她没有失去必要的尊严，相比之下，她周围的男人要逊色得多，这也是观众不断地为她的命运所牵念、所唏嘘的原因。
在王琦瑶的晚年，历史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风水轮转之下，旧上海的繁华之梦，成了如今时髦青年不可企及的范本。这是历史的喜剧，还是人生的滑稽？当老上海成为精致、品位、摩登、优雅的代名词时，王琦瑶的追梦人生似乎渐入佳境，她向年轻人卖弄旧上海的风情，回味在无数次的怀想中被美化了的旧梦，却全然忘却了“落花流水春去也”，这里面包含着她最真切的伤与痛，她的这种昏昏然的追梦热情，甚至裹胁了一个无知的怀旧青年。
他因为迷恋旧上海的风情而疯狂地爱上了王琦瑶这一旧上海的遗形，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梦醒之后的青年面对王琦瑶衰朽的容颜，他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历史的潮头已经涌向了新的彼岸，在物非人亦非的今天，谁又能永远地被旧梦纠缠？在拥有青春的时候，王琦瑶没能得到爱情；当青春一去不返之后，爱情似乎是来了，但它的余烬却让她油尽灯残，梦倾魂断。
王琦瑶的死似乎也是一个偶然，一个冒充大款的瘪三，为支付婚纱的巨额开支，到王琦瑶家中行窃，她发觉后被扼杀，像故事开头的女子一样倒卧在地。此时“他杀”还是“自杀”的结论已经明确，但是，仔细审视王琦瑶的一生，我们又不免陷于疑惑：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人到底是生活在自己选择的角色里，还是生命的底色终将被规定的角色剥夺？王琦瑶的命运起伏有致，但是，谁把她的人生排成了一出蹩脚的悲剧？是他人，还是自己？这对于思考今天的女性命运仍有启示意义。
也许，围绕着剧中主人公王琦瑶的命运悲剧，还牵扯着我们对于一个逝去的时代的追忆，“全面地看，终结的世纪不会是最完善的世纪，甚至也不是最复杂的世纪，但它是最匆促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文明的存在在运动中瓦解，在一种趋向最糟糕境地的极度冲动中，文明将在它所激起的旋风中化为碎片。
既然没有什么能阻止它掉入深渊，那就让我们抛开对它的道德讥评，让我们就在令它欢欣的无度中，去努力发现某些令人兴奋的事物，发现某些企求我们节制自己的义愤并重新思考我们鄙薄的事物吧”。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思考王琦瑶和她所追索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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