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在年秋季，朗久和空喀山口冲突事件，发生以后的三年中，印度议会在同中国争端的问题上花费了不下几百个小时。
在印度议会中演出了另一场更加微妙的戏剧。
在这场戏中，尼赫鲁压倒一切的威望逐渐下降，最后随着印度陆军的惨败而彻底崩溃。与此同时，立法机构也开始控制了行政机构。
1、尼赫鲁面临的国内压力
年在印度历史上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选之间，人民院的五百议席中，国大党拥有74%的席位。
国大党占去了绝大部分，只剩下最后两成留给了反对党。
用术语来讲，印度议会中并没有反对党（根据人民院的章程，至少要有五十名议席才取得政党的地位)，只有一些党派的小组。
当时，其中最大的是印度共产党，有三十一席；其次是人民社会党,有十九席，它是从国大党分裂出来的主要派系，几年以前一些社会主义者脱离了国大党，后来又四分五裂。其他的政党都不足十席。
尽管有几个拼凑起来的小组织，那是为了便于争取发言的时间和其他议会权利。新近成立的自由党，被认为代表不信教的民主派右翼，可能取代国大党的地位。
反对党的议员人数虽少，但他们同人多势众的国大党唇枪舌战，相当倔强。
人民院里最好的辩论家大多数出在反对党方面。其中有阿恰里雅·克里帕拉尼，他是前任国大党主席，现在是人民社会党的领袖。
他往往从前排座位上站起来抨击政府，特别是把目标集中在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身上。
人民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对党派的领袖们差不多都曾一度是国大党党员。
他们和议会会场对面的政敌本来就是战友。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大家都能摆脱政争，至少当时彼此在政见上的分野不是那么清楚。
在议会的执政党这一边，尼赫鲁凌驾一切。他当时年已七十，但看不出来。他步履轻快，上楼梯一步跨两级，只是在疲倦时，才显出有些年迈驼背。
尽管尼赫鲁总是自作决定，或回避决定，他对议会的首要意义却铭记在心，一丝不苟。质询时间他很少缺席，主要辩论他通常参加，而讨论外交事务时他总是在场。但尼赫鲁缺乏辩才，他发言冗长，讲起话来很像是独白，而不象是说给别人听的。
尼赫鲁的权威是议员们公认的，事实上驾驭议会的，与其说是议长，不如说是尼赫鲁。
年以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梅农，比印度政府中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尼赫鲁，同时由于梅农对大多数同僚采取了毫不掩饰的轻视态度，这就更加引起人们对他的嫉妒。
国大党内支持梅农的人很有限，他在地方上没有基础（他出身于喀拉拉邦，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多半是在伦敦度过的)，国大党左翼把梅农当作他们的首领，但是他们的势力很单薄。梅农的权势的真正根源是他同尼赫鲁的友谊；只要总理给他撑腰，他就能对付国大党内的许多政敌。但是梅农长期以来就在议会内遭到围攻。
当中国在阿克赛钦修成公路和朗久事件的消息透露出来的时候，正好又发生了陆军参谋长克·斯·蒂迈雅将军辞职未遂的事件，因此群情大哗，纷纷要求梅农辞职。
2、尼赫鲁面临的舆论压力
到了年8月议会夏季开会期间，印度对抗中国的叫嚣的声势越来越大，随着印度国内抨击政府对华政策浪潮的不断高涨，抨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中印边界争端给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一个把柄，他们利用了这个把柄来攻击尼赫鲁，这就必定使尼赫鲁对中国满怀怨恨。在他看来，这场争端的责任要由中国单独承担。
在印度围绕边界问题形成的“公众舆论”并没有深厚的基础。这种舆论主要反映在议会以及首都和某些主要邦的首府的报刊上（特别是英文报刊上）。
随着印度同中国的争吵不断加剧，印度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也不断增长，到了年8月，印度政界人士对北部边境的忧虑和躁动情绪日益增长。
报刊登了很多关于中国部队就在紧靠麦克马洪线北面进行集结的报道。在短促的夏季开会期间，议会里曾有人对于印度商人在西藏所受待遇问题提出质询；到了八月中旬，又有人就所传中国在谈论“解放”锡金、不丹、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的问题提出质询。
这使尼赫鲁表示印度有责任援助不丹，尼赫鲁的这一声明立刻遭到不丹首相的反驳，他指出不丹不是印度的保护国，而且印度、不丹条约里也丝毫没有提到防务问题。
尼赫鲁对中印关系的态度，到此时为止，仍然是积极的。
3、尼赫鲁为何对华态度大转变？
尼赫鲁对华态度的转变是突如其来的，这同两件事有联系：
第一是朗久冲突；第二是接到周恩来的一封长信。
这封信于年9月8日发出，是对尼赫鲁六个月前的一封信的回答。
这封信证实了印度对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疑虑和愤慨。
周恩来总理重申了中国的基本观点：
即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他批驳了尼赫鲁提出的关于西段的年条约和关于东段的西姆拉会议就等于划定了边界线这种论据；他指出中国并没有参与年条约，而且这项条约根本没有具体规定边界的位置，麦克马洪线甚至也不是西姆拉会议本身的产物，而且这条线从来没有得到历届中国政府的承认。
他又说，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直到山脚下的所有领土都是属于中国的，这片领土有14.5平方千米之大。
他问道：
“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
至于西段边界，中国地图标明拉达克是中国领土，他认为这就是边界的习惯线。
周恩来再一次声明了中国政府的主张：
应该通过友好协商，考虑到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在此以前，双方应该遵守边界现状，对于具体的零星地点的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临时性的协议。
他说，中国曾经期望，因为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本来应当对中印边界问题抱有一致的看法，“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
但是，与此相反，“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区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
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力图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
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复杂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周恩来最后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
新德里认为这封信几乎是毫不掩饰地，对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整个东北边境特区提出了要求。
根据尼赫鲁的说法：
“要印度或几乎任何一个印度人接受这项要求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后果如何”。
在新德里看来，周恩来的信件，如尼赫鲁不久后所讲的，是等于“(中国人)对一个想同他们友好的国家确实不讲信用”。
但是如果对这封信加以分析，联系到写这封信前后中国发表的多次声明，联系到写这封信时北京方面对中印关系的状况的看法，说明中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化。
4、用于边界划定的可笑的证据
在收到周恩来信不久，尼赫鲁写了回信。他表示“非常惊异和伤心”。
他说，印度所要求的边界线“一直是历史形成的边界”，边界的每一段都是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所确定。
他接着说，“诚然，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划定”，但是，“事实上中印边境许多地方的地形使得这样在地面上用实物标界成为不可能。”
这就是示意他所说的“划界”就意味着“标界”。
这样一来，尼赫鲁实际上勾消了他所承认的西段边界的未确定性，并恢复了他以前的立场，即边界线的全线都已确定；印度说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
不但是中国政府，就连印度外交部的官员和历史学家们，无疑还有尼赫鲁本人，都同样清楚，印度的说法歪曲了西姆拉会议的实际情况。
但是印度政府早已认定，同中国举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会危及印度的利益。
这不仅是由于印度预料到，不管中国事先作出什么样的暗示，在这样一种边界谈判中，中国将提出大幅度的恢复失地的要求；还由于印度认为，同中国达成任何边界妥协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将标志着印度不得不从原有立场后退，那样一来，将把印度降到亚洲的二等国地位。
但要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唯一合理的根据就是提出边界线事实上已经划定的论点，于是印度就据此进行争辩。
印度人为了给他们的主张找根据，就引证《奥义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印度文学的典籍。
印度的理由是，多少世纪以来，“喜马拉雅山的天险就是印度精神的奋斗所向”。
这一套论调在印度人听起来倒是津津有味，尼赫鲁也经常提到喜马拉雅山在印度思想中的地位，并把它看作边界争端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一套对中国人看来简直天方夜谭。毕竟“神话故事不能引用来作为印度对于边界要求的根据。”
关于西段，印度的论点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在东段，印度的立场就是说麦克马洪线是事实上的边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任何方面考虑也必须是这样，于是为此目的就拼凑起各种论点。
在争论中，印度对待年马继业——窦讷乐线的态度是很奇怪的。这条线是英国向中国提议过的唯一边界线；根据这条线，中国在五十年代修筑公路所通过的地段，是在中国一面。
但是印度坚持对年线的含义作反面的解释。
例如，年9月尼赫鲁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声称，年线“无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赛钦全部地区是处在印度境内”。但是根据英国遗留下的文件，显然阿克赛钦应该是中国的。
印度。给出的理由是，这一定是当时抄档案的文员，再抄照会原文时的笔误所造成的。
5、谈判与会谈的“不同”
年底，中国试图把争论的焦点，从历史事实的争辩转移到讨论解决争端的办法上，同时试图消除边境的危险局势。
年11月7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说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并且说如果两国政府不迅速想出解决办法，这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
接着，他建议和尼赫鲁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讨论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尼赫鲁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进行讨论的建议。
他说：
“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的地区的前途问题进行讨论。”
他甚至进一步提出：
讨论边界线的确切走向（不同于一般边界谈判）也必须以中国单方面撤退为条件。
尽管印度采取了上述的蛮横无理的立场，周恩来仍建议举行高级会谈，这表明中国人或者还没有认识到印度的立场是何等顽固。
尼赫鲁拒绝周恩来所提出的两国总理立即举行会谈的建议，在印度几乎受到普遍的欢迎。
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在中国撤出阿克赛钦以前，决不应当同北京进行讨论。
尼赫鲁一面重新肯定他个人坚决主张谈判的态度，一面又多次重中印度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
因此，他的立场使新德里的人士感到某种程度的迷惑不解。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新闻记者就印度总理关于他愿意谈判的那一番话追问他：
“印度的立场是否仍然是：我们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
尼赫鲁回答说：
“那是我们的立场，同时，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东西。”
他发现自己讲了一句前后矛盾的话，于是他就解释道：
“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对于边界这件事不存在谈判或讨价还价的问题。不过，通过信件和会谈来处理边界事宜，却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拒绝同另一个国家会谈。”
尼赫鲁对“谈判”这个词的解释有两种不同含义。
后来他把这个实质性的区别明朗化了：
谈判和会谈是有区别的，这里面有天壤之别。…只要有可能，就要经常鼓励会谈。
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当这样的背景不具备时，就不应该举行谈判…会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区别从此就成为印度国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达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
周恩来催促印方考虑他的建议而遭到轻率的拒绝之后，印度国内就更加相信尼赫鲁不会同意举行高级会谈。
年12月，周恩来又给尼赫鲁一封信，重中他的关于两国武装部队各自从边境全线后撤的建议，并且指出这种措施丝毫不会约束任何一方提出的主张。
接着，他建议他和尼赫鲁在12月26日会谈。
他说：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会谈的场所，“因为在中国没有仇视中印友好的活动”；或者，如果在中国会谈对尼赫鲁不便，那么只要缅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
尼赫鲁对于他提出的双方共同从西段撤退的“很合理的建议”未被接受，深表遗憾。他再次提到，出于对事实存在着这种全然不同的看法，就不可能达成原则协议。
他接着说，不管怎样，在以后几天内他完全不可能到仰光或任何其他地方去。
6、印度寻求国际支持
年1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正式宣告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对印度政策有了显著的转变。
艾森豪威尔在印度议会说：
印度这个国家“怀着伟大的信念同世界其他国家讲话，而人家则怀着极大的崇敬倾听印度。印度的胜利把过去十年来世界的失败都抵销了，这种胜利…在今后的一个世纪中也许能把世界上所有失败都抵销掉”。
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在物质上表现为经济援助的突然增加：
在年年中以前的十二年里，美国已经给印度约值十七亿美元的援助；在后来的四年里，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总数达到约四十亿美元。
美国对印度态度变化的因素之一，是印度同中国不和。
年初，外界对于中苏裂痕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了解的。
印度人担心由于苏联支持中国，因而印度同中国日益激化的争吵，就可能使得印度同莫斯科疏远，结果将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此外，也将损及物质上的利益。
但是从一开始，莫斯科对中印争端就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让中印之间的敌对影响到莫斯科同新德里的关系。
朗久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苏联对之似乎采取了审慎的中立态度。苏联对中印争端采取中立态度，这已超出了印度政府的预料之外。
年12月底，苏联通知印度政府说，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尼，并将顺道访问印度。
同赫鲁晓夫会晤的前景给印度提供了一个机会：
通过私下交谈，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了解印度对边界争议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还可以利用莫斯科对北京的影响（印度认为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促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主张。
7、战前最后一次外交努力
到年1月底，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应该邀请周恩来前来新德里，同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个途径”。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双方在进一步通信中商定他将于4月19日访印，并停留七天。
年4月19日将近傍晚时分，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大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分乘三架专机从仰光飞抵新德里。
在机场的大帐篷下面，欢迎的人群基本上是外交使团。
第二天早晨，中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到甘地火化处献花圈，然后两国总理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由于印度的坚持，所有会谈都是在尼赫停的官邸进行。在六天的访问中，两国总理的谈话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
在会谈的最后一天，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出，能否给周恩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
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当天傍晚中国代表团自行宣布：周恩来将在晚上10时30分举行记者招待会。
记者会一开始先散发周恩来的声明。
这个声明扼要地重申了中国的立场：
边界从未划定；问题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解决，在解决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
声明的要点归纳为6点，周恩来称之为双方间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
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
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因，如分水岭、河谷、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两国边界问题通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
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8、鸡同鸭讲下的中印关系
印度政府对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和内容都感到十分不满。
当天早晨各报刊载说，据周恩来讲，印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谴责中国的侵略行为；这就证实了印度人士怀疑尼赫鲁对中国人还不够直截了当是有根据的。
尼赫鲁当时也满口指责中国侵略，因为指责中国侵略在印度已成为表示忠于祖国和义愤填膺的口头禅。
周恩来这次南亚之行，有两处成功，一处失败。
他在缅甸和尼泊尔成功地签订了友好条约和边界协定，这两个小邻国并未感到它们的强大邻国欺凌它们或对它们施加压力。
在缅甸的问题上，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的基础；而对尼泊尔，中国则同意凡是有争议的地区，应该“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进行调整”。
中国和尼泊尔同意在双方边界两侧40公里内不派驻武装人员。
就中印争端而言，虽然周恩来坚持说会谈并没有失败，说它“进一步增进了了解”。
两国官员的磋商，正如尼赫鲁所预料的，只不过是提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报告。
高级会谈失败以后，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听完美国和印度记者向周恩来提问后，插话说，“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
此后，中国对边界争端的评论也都反映了陈毅所表现的这种满腔义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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