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信天游(神木、府谷一带称山曲)、小调、酒曲、秧歌调、劳动号子等，是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即兴编唱的抒情歌曲。民国时期，在陕北广为传唱的民歌中，反映穷苦人民悲惨命运和痛苦生活的有《揽工调》、《脚夫调》、《走西口》、《卖娃娃》等;表现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有《媳妇受折磨》、《卖女》、《怨父母》、《骂媒人》、《女娃寻汉》、《打酸枣》、《蓝花花》、《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摇三摆》、《五哥放羊》、《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你把哥哥的心扰乱》、《搭伙计》、《芝麻油》、《大红果子剥皮皮》等;反映生产劳动的有《打夯号子》、《打硪号子》、《绞煤号》等。
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和喜悦心情的秧歌、酒曲、灯曲等。民国十六年()十月十二日“清涧起义”爆发，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武装革命斗争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时期，产生了一批反映革命斗争、歌颂共产党、红军、八路军、边区革命领袖的革命民歌，诸如《顺天心》、《我送哥哥当红军》、《打开南沟岔》、《井岳秀坏骨头》、《刘志丹打镇靖》、《打寺儿畔》、《横山下来些游击队》、《红二十八军打开沙峁川》、《人人都赞红军好》、《绣金匾》、《胡儿子(胡宗南)进边区》等。
此外，陕甘宁边区时期在群众中传唱的民歌还有不少是专业革命文化工作者编写的，如《边区政府好主张》、《边区好》、《抗日救国歌》、《驮盐调》、《南泥湾》、《解放区十二月小唱》等。这一时期，陕北各地涌现出许多优秀民歌手，如《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创作者、葭县船夫李思命，《赶牲灵》、《白面馍馍厾点点》、《跑旱船》、《卖菜》等的作者、吴堡脚夫张天恩，《三十里铺》作者、绥德木匠常永昌，《东方红》作者、葭县农民李有源，《二流子喝酒》等近多首民歌的作者、绥德农民杨进山等。主要在榆林城流行传唱。小曲调式有徵、宫、羽、商4种，徵调较多。
代表曲牌有“小拜门”、“柳青娘”、“五更鼓”、“狮子令”、“掐蒜薹”等，流传歌曲有《日落黄昏》、《放风筝》、《九连环》、《妓女告状》、《赐儿山》、《卖杂货》、《张生戏莺莺》、《喜千秋》、《进兰房》、《打牙牌》、《姐妹拌嘴》、《八仙庆寿》、《偷红鞋》等，曲词内容多为官宦人家和市民阶层生活中的男女情爱、闺房思春、风情人物及历史故事等。演唱(奏)者多为城市手工业者，演唱时不化妆，不表演，由1人或2人坐唱，纯用榆林城方言，讲究声韵平仄，男仿女腔，使用假声。伴奏乐器以扬琴、琵琶、三弦、筝、京胡为主，另用竹筷敲打瓷碟伴奏。
民国时期，演唱榆林小曲在榆林城十分兴盛，每当闲暇之日或晚间、饮宴，城内的艺人们和群众聚集一堂，自演唱(奏)、自娱乐。此外，民间喜庆、年节多请小曲自乐班到家演唱(奏)助兴。民国时期，演唱(奏)榆林小曲佼佼者先后有孙茂林(原清末定边把总)、胜千、王才、刘得才、秦俊(均为原清末榆林镇标军人)、白如兴、白子霖(商人，系白如兴之子)、周回宾、李定斋(均为小手工业者)、高颐丞(商人)、王子和(边商)、王子英、胡福堂、叶子丰等。民国后期，榆林小曲在城内逐渐形成两大流派，即以林懋森为首的前街派，以张云庭、文子义为首的后街派，各自组建榆林小曲自乐班开展活动。
三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在三青团陕北区团部举办的“新生活运动”10周年纪念日音乐晚会上，牛俊才、王子和、高颐丞、王子英、叶子丰、胡福堂等登台演唱演奏榆林小曲。主要在府谷、神木县流传演唱。二人台源于民歌，后逐渐演变为化妆演出的“打坐腔”。到民国年间，府神二人台发展有清唱(坐唱、独唱)、跑场(即双人对唱或是有歌有舞的二人台表演)、小戏(由两人以上表演，且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等。清唱二人台主要曲目有《洛阳桥》、《进兰房》、《走太原》、《画扇面》、《海莲花》、《十爱》、《蒙汉调》、《尼姑思凡》、《卖饺子》、《劝世人》(吃醋)、《苦连天》、《哭妻》等。
跑场二人台主要剧目有《打金钱》、《打樱桃》、《打连城》(拜年)、《打酸枣》、《挂红灯》、《十对花》、《五哥放羊》、《种洋烟》、《水刮西包头》、《恩慧子挂嫂嫂》、《粉红娘》等。小戏二人台主要剧目有《走西口》、《小放牛》、《卖菜》、《刘海砍樵》、《钉缸》等。民国时期，府谷县名气较大的二人台艺人先后有贺二蛇、李保儿、范二仓、丁兰双、丁兰成、丁三成、丁四成、丁俊女、王里儿、苏三根、丁喜才、郭玉林、苏原、杨臭小、杨怀银、柴根儿(白狼)等。这些艺人们主要以结伙搭班形式，在府谷、神木及山西河曲等地的社火、庙会上或家户迎亲送葬时演出，其中“丁家兄妹窝儿班”名气最大。
民国十八年()府谷大旱，丁喜才父子逃荒求生，与府谷哈镇杨臭小父子结成“娃娃班”，浪迹陕北、晋西北、包头等地演出二人台糊口长达十多年。民间称之为闹秧歌或扭秧歌，是陕北各地民间逢年过节及闹社火中主要的歌舞娱乐活动。民国时期，陕北流行的秧歌有过年“排门子秧歌”(上各家各户拜年秧歌)、“闹社火秧歌”、“谒庙祀神秧歌”等。陕北北部各县闹秧歌大多有花鼓(腰鼓)队，其中男角称“武身子”，均武士装扮，肩挂腰鼓;女角称“包头”或“拉花”(由男子装扮)，亦称“文身子”，头饰彩布堆花，身着古装妇女衣裙，手执小钹或小镲。
花鼓队一般由40多人组成，队分两行，领头者二人，一举“幌伞”、一举“虎铮”，称之“伞头”;随后一行为武身子打花鼓(横山、安塞一带称踢鼓子)者，一行为文身子击打小钹、小铉者;花鼓队后尾随有扳、坐“水船”者，装扮“蛮婆”、“蛮汉”者，推“车”者，舞“狮”者，装扮“骚鞑子”者等。花鼓队表演时，两人一对，或两打腰鼓者相对舞打腰鼓，或一拍小钹者或一击小铉者斜身围绕一打腰鼓者扭舞，或一击小铉者与一拍小钹相对转圈扭舞，并不时变换着舞伴。一般打腰鼓者不唱，而击小铉拍小钹者则边扭舞边唱民歌、“酸曲”。
打花鼓者舞姿多样，有跨步、弓步、箭步、上下左右缠腰开弓等，动作勇猛激烈，鼓点整齐有力，进退、跳跃一招一姿彪悍粗犷，动作豪放潇洒，舞名有“金刚扫地”、“正反旋风”、“仙人指路”、“猛狮抖身”等，俗称之“黑驴打滚”武式打法。拍击小镲、小钹者、“包头”角色者皆斜身碎步轻快扭舞，舞姿活泼欢快。秧歌花鼓队在“伞头”导引下不断变化队形，如“蛇盘九颗蛋”、“大蝴蝶”、“小蝴蝶”、“白马分鬃”、“走八角”、“天地牌子”等。“伞头”即兴编词领唱秧歌，众人附和末尾一句，内容多为恭喜发财、祈保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类祝辞。
此外，闹秧歌还有“小场子秧歌”(又称“踢场子”，表演人数较大场子秧歌少，有二人场子、三人场子、四人场子、八人场子，一般男女演员各半)，“秧歌剧”(传统剧目有《张良卖布》、《蛮婆算命》、《摘南瓜》等)，“九曲秧歌”(即秧歌队在“九曲黄河灯阵”中扭秧歌)、“彩灯秧歌”(多在夜晚演出，女角手执彩灯表演)、“龙灯秧歌”(嬉龙)以及“踩高跷”、“搬水船”、“舞狮子”、“拉碌碡”等表演。陕北南部县闹社火秧歌:洛川县有“蹩鼓队”、“对面锣鼓队”舞鼓及“社火干稍子”(即将6～10岁的小娃化装成“娃坐莲花”等缚在铁棍芯子上，再将铁棍芯子加固在方桌上，由多人抬着“铁棍芯子桌”行走)等表演，宜川县有“胸鼓队”等舞鼓表演，中部县有“抬鼓队”舞鼓表演。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陕北秧歌从形式到内容有了很大的革新，加入了不少革命和鼓舞民众为抗日民族自由解放斗争的积极因素，是陕北秧歌的大发展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榆林城除有本城人的秧歌队演出外，还有河北、河南、山西省籍人在榆林同乡会组成的秧歌队演出，其秧歌各具原籍地的特色。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陕甘宁边区的延属、绥德、三边分区共有各种秧歌队多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绥德分区在吉镇举行秧歌比赛，绥德县吉镇秧歌队、米脂县十里铺秧歌队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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