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的故事，当属年中国最为瞩目的文化现象之一。
这支唱着广东边陲小城海丰话出道的独立乐队，尽管年刚出道已获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奖”，但真正突破独立音乐圈而在更广泛人群中“走红”，却因今年夏天在大陆热播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第2季而走红。
（以下简称《乐夏2》）
在综艺节目红了的独立乐队
疫情之年，全球影视娱乐产业饱受冲击，我国也不例外。
而《乐夏2》这档节目，对此时“水深火热”的娱乐现场，却犹如一道分水岭——让人们在心理上与深受病毒之苦的上半年渐行渐远。
7月底《乐夏2》刚开播，五条人便在首次演出中“临场改歌”：上台后突然“自作主张”将原本预定要演出的曲目《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改为另一首《道山靓仔》，一时间灯光道具音响各部门都未能跟上，主持人也面露问号。
演出完后的对答环节里，仁科与阿茂的随性表现，面对主持人与听众的幽默自嘲，也震撼全场，令其一时成为乐夏舞台绝对主角。
文化学者杨早在微博写道：“在《乐夏》第2季，只有五条人，是在规则里游荡。”
此后，不但这一话题的微博阅读量一夜之间高达4.2亿次，其后的夏天更被中国网民戏称为“捞五条人的夏天”——因为在节目赛制与规则下，五条人一次次被淘汰，又一次次被观众热情投票“捞回来”，不断登上微博热搜榜单，发酵出近乎“国民乐队”的热度。
最终，五条人终获亚军，一时风头无两。
“五条人”其实是年3月由仁科和阿茂两个海丰人在广州组建的乐队。
出道十余年，音乐风格不断变化且多元——从早年的民谣，到加入摇滚之后的乱炖，再到后期的甜腻、噪音与迷幻，你很难去归类或定义什么才是“五条人”，一如其音乐场景，既有时空变迁的魔幻沧海，也有草根故事的世俗悲悯。
叠合起来，像一个让人有点匪夷所思的乐队王国。
而为什么这样一支并不大众与主流的乐队，会在一个夏天里，让几亿中国观众为之着迷与疯狂？
文化现象：五条人是一个希望
《乐夏》之后，五条人在秦皇岛阿那亚举办了大规模专场演出，“今日全球化，明日自己耍”。现场观众将近四千人，有老乐迷，也有从《乐夏》得知他们的新乐迷。
阿那亚项目创始人马寅说，五条人在《乐夏2》的表现“让人产生天然的信任感”，在一个被用力包装的综艺舞台上，只有他们一身轻松、毫无枷锁，“五条人是周伯通，而不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他们不需要在那个体系里去跟任何人比武排名，但他们强大的时候就是能够完全击穿你。”
这届《乐夏》只有五条人超越音乐之外，能够变成一种文化艺术现象。
而在知名乐评人张晓舟看来：“五条人构成的最大的现象是，他们的受众特别牛逼。”
多年前张晓舟就发现，豆瓣上有歌迷会通过五条人的歌去写自己的故事。
那些喜欢五条人的普通歌迷在想什么？在阿那亚，一位看完五条人演出的女孩，给了我这样的答案：“因为今年很不好过，发生了很多事。我很迷茫，但五条人的出现，让我觉得今年好过了一点。”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崔健曾对张晓舟说：“五条人是一个希望。”通过《乐夏2》，五条人的率性、无枷锁，他们歌里的现实、悖离、痛快与诗意……让很多人在艰难时节看到了一种希望。
张晓舟这样描述《乐夏2》之于五条人的意义：“综艺成全了五条人的爆火出圈。所谓爆火出圈，是对社会、文化、地域区隔的一次小小的爆破和拆解，是当代艺术、摇滚乐与大众娱乐消费文化之间的一场小小的艳遇……”
五条人被误解
艳遇难免夹杂着误会。综艺成全了五条人，但成全的过程也附赠刻板印象。
此前已有评论者详细分析过，“方言乐队”+“缺乏音乐性”，恐怕是掌握综艺节目话语权的人传达给受众的对五条人的最大误会。那么五条人自己怎么看待这类标签？
阿茂认为：“认为我们是方言乐队，是因为我们最早是以方言出道。我们在海丰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离开之后，很多故事可以写啊，这时用什么语言？肯定是家乡话更生动应景，就给人感觉是方言乐队。”
但事实上，五条人后来也创作了大量用国语演绎的故事，像专辑《故事会》里的歌曲《喜鹊》，他们还找来设计师宋晓辉用“京片”地道北京话去念白。
今早鸿发超市倒闭了扔了一大批过期食品烂尾楼里的流浪汉们赶在垃圾车到来之前搬走了一大批有康师傅方便面双汇火腿肠豆豉鲮鱼罐头嘉顿面包还有啤酒和饮料他们像是碰到丰收年的农民兄弟们敲锣打鼓地唱起了歌来
而阿茂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老是要强调歌词，或者强调听不懂这个词。音乐就是音乐，它是旋律，直接进你耳朵的。你能不能感动，是音乐能不能带给你感动，而不是你要看了歌词后才能感动。”
更何况，他认为：“我们在《乐夏》展现的也不是方言。”
与其说歌词，令五条人在《乐夏》初登台就出圈的临场改歌《道山靓仔》，虽然是海丰方言所唱，但其实展现的正是他们独特的“音乐性”。
用仁科的话说：“在音乐表现上，《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这首歌是较简单的。第一次为什么需要改呢，恰恰因为它的音乐性偏弱。而《道山靓仔》是有特点的，不是说技术很花哨，但它营造出来的东西是独特的。”
来自世界养分、有现代性的“独特”
这种独特，是仁科所喜欢的“有现代性的”独特。
“你在中国创造音乐，很多人动不动拿出那种彻头彻尾的民族音乐。我不喜欢那种，我还是比较喜欢有现代性的，因为你是现在的人。”
但仁科强调：“我说的现代性，又不是跟传统完全脱节、用西方那一套。毕竟你还是生活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比如《道山靓仔》、《雨来淋秀才》、《曹操你别怕》，有很多鲜明的东西，既用了传统，也保留了现在。”。
天啊天乌乌要啊要下雨我妈在家等我回家吃饭喔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好呀我在歌舞厅里面我妈讲阿仔啊回家吃饭吧都怪我那个时候不成器老去混……
影响五条人最深的，当然也是BobDylan、TheDoors、TomWaits这些风格混杂的时代经典。
“你不可能说我排除掉所谓‘西方’的摇滚，因为我们就是听那些才喜欢上音乐的，当然我们也听港台音乐。
”仁科拉手风琴，更受到了吉普赛音乐的影响。对于世界各地音乐元素的汲取，让五条人希望呈现的“音乐性”很难被简单定义。
做自己的音乐时，他们欣赏布拉格之春时重要的地下文化乐队“宇宙塑料人”（ThePlasticPeopleoftheUniverse）和年代红色高棉接管政权前的柬埔寨摇滚。
仁科说看纪录片《红色高棉：失落的摇滚乐》时想，当时柬埔寨的音乐人能听到世界各地的音乐，“但他们做出来的，恰恰是很有地方特色的摇滚。”
这也是五条人更愿意去做的。
年，香港的文艺复兴基金会举办“EarHub抢耳博览”请五条人来演出。
当时，日本富士摇滚音乐祭的创办人JasonMayall形容五条人的音乐“像老虎走钢丝”，他不懂中文，也听不懂五条人在唱什么，却能敏锐捕捉五条人歌里超越语言的音乐性。
老虎走钢丝是一种铤而走险，五条人的音乐现场，恰恰从来都不是一板一眼。
仁科认为：“我们的铤而走险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完成一些喜欢的歌，而是想制造一些意外。你听完我们的唱片，然后听现场，比如《雨来淋秀才》，同一首歌在每一个现场，无论状态还是弹奏，都会不一样。”在舞台上创造意外，也是五条人音乐的一部分。
“有些音乐人，唱片里一首歌的结构跟在livehouse基本一样，除了现场的solo可能速度略微不同。”
仁科说：“我们也有些歌这样，但如果去看livehouse或音乐节表演，我们总有些歌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冒险，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演砸，但我们宁愿付出搞砸的代价也要这样玩。”
日常演出已习惯铤而走险，因此当他们站上综艺舞台时，可以“玩”得如此游刃有余，用阿茂的话说：“我们的内核是rocknroll，但精神很爵士，就是尽情玩，不会被限制。五条人，什么都可以。”
难以定义：过时的流行乐
由此出发，定义五条人的音乐风格，是仁科和阿茂都缺乏兴趣的事。
阿茂认为：“我们就是一直都跟自己过不去。不断地在变，一直在变。”《县城记》是一种状态，《一些风景》又是一种状态，可以被称为姊妹篇的《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仁科觉得，别人怎么定义他们的音乐根本无所谓。
“我也搞不懂，早年BobDylan是民谣，后来他加入乐队，人家就说他是摇滚，我不知道民谣跟摇滚是不是就只有一个电吉他去区分，我觉得不该这样分。如果非要我说的话，《县城记》肯定是民谣，因为所谓民谣就是形式嘛，第一张唱片就是我们两个人，鼓都是录完再加进去的。然后《一些风景》是民谣和摇滚的乱炖。到了《广东姑娘》跟《梦幻丽莎发廊》，当时我们有个很搞笑的想法是：我们要做世界上最好的跑场乐队。这个想法在《一些风景》里没有。所以我们会略微接一些我们认为的流行故事，你会听到像《广东姑娘》还有《初恋》那种很甜的旋律，甜到发腻。”
阿茂则补一句：“其实你说很甜，它也有点苦。”毕竟《初恋》也娓娓道出了“女友的家已经拆迁，家乡也变了模样”。
这种甜中带苦，就非常地五条人。
像他们歌里的“流行故事”，也并非目前、当下中国的这种流行，仁科将其形容为“过时的流行乐”。
他说：“如果是那种真正的‘流行’，我们早就有很多听众了，也不用等到上《乐夏2》才这样。”他们的所谓“流行”，即使音色甜腻，也一定是被重新定义过的“五条人制造”。
五条人的日常创作，从编曲到录音其实都很快。阿茂说，一般几天就能做完一张唱片的编曲。“把编曲编个七七八八，然后留个三三二二、二二三三的，到录音棚，就在录音棚的创作状态里去把它完成。”
首张专辑《县城记》录了九天，双CD的《一些风景》录了十四天，后面几张基本都是四五天录完。
阿茂说：“我们不是那种固定模式的创作，而是很随性、很自由的：有动机，就把这个动机发展成一首曲子，再加上词。或者说先有词，然后再写曲；或者直接在排练房，比如说乐手出个动机，我们先玩，你起一个groove，大家一起玩。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上《乐夏》我们可以直接开始啦，因为平时就是这种状态。”
聚合那些在时代转折点上分道扬镳的人
而假如没有参加《乐夏2》，五条人有可能红透整个中国吗？
乐评人张晓舟斩钉截铁的地说：No。他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好多人说五条人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牛逼？他们从来都是这么牛逼。其实很多乐队都很牛逼，但不可能被大众接受。”而五条人恰好有很多歌，能够与大众产生情感交汇，从来不听摇滚乐的人，也会被他们吸引。比如某名地产商就曾对张晓舟说，《道山靓仔》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广东打拼的经历。
张晓舟认为，中国的阶层分层是最近二十年的事。而有意思的是，很多在时代的转折点上分道扬镳的人，都能被五条人的作品触动。所以五条人的能量在于“他们能聚合起很多共同的议题、共同的回忆。”
但他也指出：“五条人最牛逼的歌，大众也不可能理解。
比如《阿炳耀》是一首伟大的歌，写一个疯子，一辈子娶不到老婆，看到很多外来妹来海丰打工，工厂老板黑心把她们关在一起，每天12小时都在工作。阿炳耀就骂老板‘干嘛要把她们全部关起来呢？’，那种压抑的场景是特别牛逼的。
再比如仁科19岁写的《晚上好春天小姐》，歌词里有一句‘市长先生把你给遗忘了吗’，这个‘市长’代表的是永远有一个巨大的力量，一个无形的控制这个世界的力量。”
不过即使大众理解不到五条人最有力量的表达，却不妨碍体量庞大的“乐夏粉”对五条人的狂热。
有趣的是，这种狂热还有不少错位。或者说，我就说不跟二郎神的狗斗。
尽管现实足够魔幻，但仍然存在多维的思考与可能性——这可能就是五条人在年的夏天之后所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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