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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文|李斐然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标记外)
我就揍他
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侠客,这句话差一点就成真了。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从小逃学,打过老师,打过恶霸,打过警察,上课熟读《江湖奇侠传》。12岁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湘西汉子黄永玉,这辈子要当侠客,浪迹天涯。
然而,人生在想当侠客那天下午拐了弯。妈妈突然宣布,家里孩子太多,他得离开这个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这是一个母亲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家族败落,父母失业,跟随父亲离家,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来投奔叔叔,中学打架退了学,他和家人失去联系,开始流浪。
现在的他是一个画家、作家、诗人、雕塑家、偶尔的菜谱创作者和长期的拳击爱好者。他平生最讨厌的一个词叫做「历史必然性」,被他称为「屁咧的历史必然性」。最好的证据就是他自己,以下两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历都属于黄永玉:
黄永玉,湖南凤凰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院院士,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三次获得意大利政府官方授勋,其中包括最高等级的大十字骑士勋章。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春潮》《阿诗玛》、水墨画作品《墨荷》《天问》、毛主席纪念堂巨幅壁画《祖国大地》,还有很多无从归类的作品,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设计、电影《苦恋》的人物原型。
黄永玉,湘西流浪汉,爱好打架、逃学、偷吃爸爸做的鹌鹑脑壳,初中留级5次,因打人退学,烧过瓷器,做过棺材,在小学、中学、大学当过老师,抗战期间在战地服务团画过海报,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打猎、做烟斗,60多岁在动物园门口制服了三个抢劫的小伙子。80岁时说自己还是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比打官司解决问题好」。
出生于年的黄永玉是另一部中国百年史,教科书里不写的那种。他是中国最擅长打架的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最高学历小学毕业的教授,中文公开作品中出现「他妈的」「混蛋」「杂种」「小兔崽子」词频最高的艺术家。他说自己没有学历,所以不相信书本上的历史分期,他只认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新时代,一个是旧时代。让人平安快乐的日子叫做新时代,让人挨饿害怕的时候叫做旧时代,「毋论唐汉,毋论纪年」。
黄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国道理,相信因果,重视情义,讲究礼尚往来、知恩图报,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任何后天学的理念、主义都没有大于这种质朴的人生法则。他这辈子只在吃牛肉的时候喊过万岁,见最高领袖说的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待朋友赤诚,见长辈谦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学问的,搭救落难的,只有一种人他不来往,「害我是不行的」,这是闯江湖的底线问题,「我就揍他」。
再有两个月,黄永玉就要99岁了,该有老人模样了,可他没有。他的画室门口挂了一个拳击沙袋,写作的桌上依次摆着一支钢笔,一叠草稿纸,还有一把匕首。他每天早起画画,中午写作,下午见朋友,晚饭后窝进沙发里,抱着一只小猫,看电视上的拳击比赛。
《人物》在过去一年采访了这位老人,记录了一个人即将到来的99岁。这一年的最大感受是,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大于时代,大于命运,大于痛苦,大到足以让他扭转结局,把悲剧写成喜剧,把苦变成笑话。黄永玉做梦遇到鬼,从来都是他追着鬼跑,吓得鬼到处躲。他的梦想是有一天把鬼捉住,挠他痒痒,看看鬼会不会笑。这样的黄永玉没有同类,他是一个会画画的齐天大圣,一个偶尔参加组织生活的孙悟空。
认识之初,黄永玉给了我一张他自己印的名片。他听人说名片是身份的象征,头衔越大权力越大,他不服气。他的名片上没有电话,没有单位,没有官职,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
黄永玉
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
(港、澳、台暂不通用)
其实他本可以有很多真的头衔,但他愿意出名,乐意挣钱,唯独不想当领导。他不会喝酒,讨厌开会,痛恨人打牌和麻将,开大会上台发言,他把「四个现代化」讲成了「三个现代化」。退休之后,晚辈想给他申请一项国家级荣誉身份,他当场回绝,并狠狠训了他。有人想给他搞一个「黄永玉画派」,他把人从国外千里迢迢叫回来,骂他没出息,「狼才需要结党」,而黄永玉认为自己是狮子,狮子干自己的事,一个人也能称王。
和这样的黄永玉聊天是一场绝对自由的愉快旅行。我们听不同版本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打赌一场拳击比赛里谁会赢,听着Beatles讨论《世说新语》,研究蜘蛛的活法。那段时间他在准备一幅新画,一只小小的黑蜘蛛捕住了一只折翼的蝴蝶,画名《价值的判断》。黄永玉动笔前除了要准备颜料和画纸,还要解答问题:蜘蛛那么小,却可以吃掉蝴蝶、捕住麻雀,战胜远大于自己的对手,它到底是怎么赢的?
画家的答案是时间,「蜘蛛不是靠进攻战胜对手的,打是打不过的,它有耐心,等。造一张密密的网,等待猎物落网,用网束缚它,用毒针刺它,等对手耗尽力气了再去降服。」这个结论让我们都笑了:原来蜘蛛还懂《孙子兵法》呢,知道强敌是不可战胜的,胜的唯一方法是躲起来活着,等敌人自行灭亡。
有时候,我们也讨论恐惧。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是苦会再来。他让我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是,历史不会重现,因为改变往往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发生;第二句是,一切都会过去,「你要记住,任何苦都会灭亡,只是这件事有个时间问题。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可以,你要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做好自己的事,活到那一天。这个过程你可能会遇到难处,遇到很多荒谬和可笑……你就把它当作一种观察,人还能这样呢?还能有这样的事呢?你要把它们当成笑话记住,等到将来写出来,讲给人们听,日子过去是这样的呢,多有意思!」
黄永玉不思考「为什么」,人为何作恶,恨从何而来,江湖人不琢磨这些,人心险恶,是非多变,这本就是江湖底色。黄永玉信奉的是一种打架的哲学:不必分析拳头为何挥过来,重点在于应对,见招拆招,把命活下来。在每个难关都想办法笑,把痛苦熬成笑话,这就是他的活法,一种笑的方法论。
小时候放学回家,他围观弟弟打架,局面一度激烈胶着,弟弟挨了不少拳脚。事实上,打架从来都是这样,挨一拳,回一脚,一边受伤,一边求胜。最后弟弟打到满脸伤,终于赢了,把对手死死压在地上,可他不知道为什么,赢了还在抡拳,一边打一边哭。讲到这里,黄永玉出场,故事终于变成了笑话——哥哥拉开难过的弟弟,小声传授给他胜者的规矩:「打赢的人不哭。」
这是黄永玉的笑话,或许,也是他的信念。黄永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笑到最后」的人,他的人生或许是一种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只要活下去,眼前经历的一切困顿、绝望、无可扭转的败局,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项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来的是谁
见黄永玉只要带着耳朵就行了,他准备了很多热闹等着你。第一次见面那天,他刚刚交上自己连载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最新一章,从书房扶着助步器走出来。黄永玉忙得很。客厅柜子上压着一幅颜料还没干的新画,桌上的草稿纸有一首还在圈圈改改的新诗,沙发边的书摞成小山,最上面那本中间夹着纸巾做的书签,读了一半。他谈的每句话都有典故,像一堂眼花缭乱的历史课。看到墙上那幅小像吗?那是周令钊画的二十三岁的黄永玉,现在这幅画叫《小鲜肉》。今晚吃的这种葱是王世襄的做法,还有餐桌旁的那幅屈原的《九歌》,注意看落款:从文时年整八十岁。
黄永玉人生三大爱好依次是读书,打架,侃大山。过去腿脚还能跑的时候,他闲下来最爱骑个小摩托逛潘家园市场,往热闹人堆里扎。他喜欢买东西,可他不会讲价,整天兴高采烈地往家里搬一堆上当受骗的证据:虚高价的花瓶,缺一只眼睛的画眉鸟,名不副实的老字画。来子是他的年轻朋友,到家里看望他,进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坐他家里喝茶、看画、侃大山,每人手里一根他的雪茄。热热闹闹招待了一下午,把人送走了才知道,全是下午在官园买鸟认识的路人。
「你认识他们?」
「不认识。」
「那他们来干嘛?」
「好玩!」
后来摔倒受伤,聊天升级为一个老人最大的娱乐。高兴起来有时候说粤语,有时候说凤凰话,他还会说很流利的闽南语和从星期一数到星期天的英语,这都是流浪时学会的语言技能。其他的语种他只会一两个单词,比如日语会说鸡蛋(tamago),因为讲笑话的时候用得上,「他妈的」。
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笑话。齐白石招待客人的点心是放了多年的月饼,李可染练字把垫在下面的毯子都练出一个坑,毛主席纪念堂一进门的壁画是他画的《祖国大地》,草稿是在废稿纸上画的。当时出了几个方案都不通过,最后找到黄永玉,黄永玉就随手捡了别人的稿纸,在背面画了大河山川,寓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喜欢讲述家乡的故事,湘西的水、湖、山,还有表叔沈从文。小时候在老家只见过一面,流浪的时候没有联系,他刻木刻,表叔在一本诗集里看到插画,找到了他。表叔总是不慌不忙,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笑的眼睛。新中国成立后,表叔写信劝他北上,他带着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搬来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一见面大家都笑了,那是北京的二月份,一对南方长大的年轻父母也对北方毫无概念,没给孩子穿袜子。他们后来笑话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湘西人的特点。
黄永玉与表叔沈从文
还有一类喜欢讲的故事是在美院的经历。黄永玉一家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住了好长时间,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工宿舍,那时候,住了一院子画家,包括齐白石的两名弟子李可染和李苦禅,还有画了《开国大典》的油画家董希文。大雅宝的孩子们管他叫黄叔叔。其他爸爸教孩子写生、素描、调颜色,只有黄叔叔陪孩子们玩,斗蛐蛐,舞狮子,举着小旗子带全院二三十个孩子去动物园。
黄大刚是黄苗子的小儿子,小时候跟着父亲去黄永玉家做客,大人们总是聚会,一起看黄永玉画画,一起讨论他当时听不懂的艺术问题,拉奥孔为什么用极致的美表达悲剧,罗丹的《地狱之门》跟现实相比还是肤浅了。不过他记住的是黄永玉和孩子们的聚会,胡同里的男孩子们都围着黄永玉,挨个跟他学招式。黄大刚也被拉着学了两招,理由是马上开学了,会打架才能好好上学。黄永玉到学校开家长会,儿子上学打了架,他见面第一句话是:「打赢了没?」
那时候聚会的还有汪曾祺,他总是一个人来家里吃饭。家里留着绳子系着的豆腐干,是给汪曾祺下酒吃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好吃的要等汪伯伯来了才能吃。黄永玉给汪曾祺打电话,叫他到家里吃饭,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汪曾祺现在正被打成右派,黄永玉还是同一句,让他来家里吃饭。但是,汪曾祺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再往后讲,黄永玉就会摆摆手,「不说了。」
晚上九点半,客人们和黄永玉告别。他已经没法站起来送他们了,只能远远招招手。房间里安静下来,小猫定点跳上沙发,窝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看晚上的拳击比赛。关上电视,他有时候直接睡觉,有时候还要自己再写一会儿文章。书桌前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和翻滚了一下午的回忆。
往事给他一种复杂的感受,里面有很多感情,又有很多情感的淤泥。故事里有很多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到现在也懵懵懂懂,比如命运。沈从文刚发现黄永玉的时候,为他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传奇的本事》,里面预言了他在黄永玉身上看到的命运,「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远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无可避免悲剧性的将来」。
沈从文当时写,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黄永玉不理解这份悲观,那时候更容易感受到的是新时代的快乐,他在天安门看游行,哭得眼睛看不见路,街上见到穿制服的警察,都觉得像解放军一样亲切,会上去跟人握手。他将喜悦刻在了自己的作品里,木刻画里的革命者像天使一样,可以飞起来。表叔劝他北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察觉到表叔刚刚经历了一场自杀未遂的绝望。每次见到沈从文,他看到的都是一个老人的从容,日子的确辛苦,住在小房子里,吃穿用度都很拮据,但他总是用微笑,用沉默应对一切。年的晚上,沈从文依然在听贝多芬。
然而渐渐的,他的生活里也开始加入了新的感受,从喜悦开始,困惑、矛盾、愤怒、恐惧,还有一味藤黄。这是一种用来画花蕊的颜色,也是一味致命的毒剂。最绝望的时候,黄永玉说,不如煮锅牛肉,放了藤黄,吃下去,人生就不再苦了。
女儿走过来,小声地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进过孤儿院啊,怎么办?」
黄永玉开始说另一句话,「死前面,还有好多路。」
复杂的情绪淤积在一个老人身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下简称《无愁河》),喜悦、痛苦、悲伤、希望,所有情绪在同一部作品里共存。他喜欢写《无愁河》,一开始写的时候在房间里哈哈大笑,吓得女儿跑去看望他,后来边写边感慨,七八十年前的事情,有的记得很清楚,有的变得完全模糊,最近,写《无愁河》越来越难受,女儿给他测血氧,写到往事的时候,血氧值一直往下掉。后来,黄永玉生病入院,出院后发现,小说没法交稿了。《无愁河》写的是自己的经历,刚刚发表的章节写完了自己流浪的日子,再动笔,黄永玉就要携家带口上北京了。恰恰在这个关口,故事写不下去了。
写不下去的时候,黄永玉就去画画。画是黄永玉的情感表达,所有情绪都泼洒在画纸上。他的画里装着赤诚的喜悦,天真的希望,有时候恨也会突然而来。荷花在初生的太阳下盛开,背后的一池墨色,映衬着荷花红得炽烈。黄永玉喜欢画花,花是最自由的自我表达,想开就开,想败就败,不用服从任何命令。
落笔的时候,淤积在心里的情感同时释放,里面有一个激烈的黄永玉,脾气急,性子刚烈,有江湖匪气,想要打架,要报仇,要动手。但在这样的时候,另一些平静的力量也会出现。最常浮现的是一个回忆,黄永玉在胡同里远远见到了沈从文,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谁也不打招呼,迎面走过来,只在错身而过的几秒钟里,表叔突然开了口,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平静地留下一句老人的叮嘱:「要从容。」
星星在黑暗之中
黄永玉打算在岁那一年办一场百岁画展,全用新画。为了这件事,他每天早起勤奋地画画。
这样的画展他已经办过两次了,八十画展、九十画展,每一次展览也都是用近10年间的新画。王明明是北京画院前任院长,小时候跟黑蛮黑妮兄妹俩一起参加绘画比赛,他有时候管黄永玉叫老爷子,有时候叫他黄叔叔,直到他也成为画家,今天也到了70岁,才明白黄叔叔画画的独特之处。
「我分析了很多前辈画家,晚年都是画不准的。黄胄60多岁的时候就不能站着画画了,身体不好,都在案子上画,画的透视角度都不对,画的人都偏了。程十发70多岁的时候,连画变形的东西也画不准了。齐白石衰年变法,可真正晚年90多岁的时候也是不灵的,最后的作品他已经糊涂了,但他还在画。」王明明说。「黄老挑战了人生年岁的一个极限,他画那么大的白描,还能够画那么精细,那么准确,他给美术界创造了一个奇迹。现在的画是他的人生境界。」
黄永玉打草稿
百岁画展有一幅尚未公开的作品,画了一只孤雁。黄永玉的题款像是一句说给自己听的提问,「雁啊雁,你为什么留下来?」
他最近出了一本诗集,里面是自己一辈子的诗,他给每一首诗配了插画。其中一首叫做《被剥了皮的胜利者》,「这是我的自画像。」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主人公是一个爱唱歌的小牧童,大家都喜欢听小牧童唱歌,阿波罗知道了,要和小牧童比赛。小牧童答应了,他忘记了,他的对手是神,阿波罗不能输。小牧童的歌声打动了人心,可是他被判定输了,失败者被剥了皮,但苏醒过来,还在唱着歌。
香港导演杨凡第一次看到黄永玉的画,「我的眼睛突然间好像打开了另外一道门」。那是年,他从香港第一次到广州看黄永玉的画展。「那个时候『文革』刚刚过去,所有东西都一片灰暗,你看见他的那个彩色,荷花、樱花、所有的花,就等于是百花齐放,所有的颜色都出来了!我就很惊讶,一个中国画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西洋色彩在里面。」
「黄永玉的艺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甭管什么时期,反右时期、『文革』时期,他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怎么样的变化都没有把他最根本的东西磨灭掉。你看其他的,有些东西不行,那么我就隐逸了,可是黄永玉属于不信邪的。有些东西不行,我给你改过来,就算我改不过来,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
「黄永玉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哪个画派他都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一直在江湖上闯荡,最后归到美术学院,他也根本没按美术学院那个套路进行创造。什么都没有拴住黄永玉,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的艺术成就就像一棵大树似的,树形非常大,有些枝子不见得好看,但是它长成了这样大的树,别人几乎没有过。」王明明说。
黄永玉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作品,他没数过,也不记得。只是每天干活,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他前半生刻木刻,七十年代画水墨,八十年代画线描,九十年代在意大利开始画油画和雕塑,回国后他做过陶瓷,画紫砂壶,与此同时,他还在每年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给儿子写信说,自己的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一笔一笔在画,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写。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年在校尉营美院宿舍,黄永玉正在刻「繁花」受访者供图
也正因此,他有很多被人遗忘的作品。雷锋最知名的肖像是一张木刻版画,它自发表之后作为宣传被广泛转载使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作者就是黄永玉。他最大的作品应该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壁画《祖国大地》。这幅绒绣壁画宽24米,高7米,但进入这里的观众很少会专门注意壁画,更难像欣赏作品一样品读创作用心。
在黄永玉家里还有另一个小牧童,和另一种被遗忘的作品。张梅溪曾经是儿童文学作家,但几十年间,她没法写作,承担起很多具体的生活。他们的小房间没有水龙头,她每天拎着桶出去打水、做饭、洗衣服,把针管煮在锅里消毒,定点去给沈从文打针。她喜欢唱歌,喜欢花,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张梅溪最喜欢下雨天,黄黑妮记得,每个雨天都像个节日,这个南方来的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去稻香村买二两排叉,一起吃甜甜的点心,一起踩水,一起庆祝一个下雨天。
女儿黄黑妮说,那时候总感觉父母好像跟这个世界脱节。他们明明知道外面的混乱,全家还是要一起穿得漂漂亮亮地上街。他们好像也不懂得忧愁,周末晚上给孩子们一块糖,两个人手牵手去大会堂跳舞,他们像年轻人谈恋爱那样,每个星期都要约会,一起看电影。自她有记忆的时候,家里一直有花,妈妈总是在家里唱歌,外面的日子很动荡,但只要回到家,就觉得每一天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好的。
难过在这个家里只存活很短暂的时间。沈从文去看望黄永玉,土渣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墙壁上也是脱落的砖石,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昏暗无光,黄永玉就在墙上画了一个窗户,画里的窗外是盛开的鲜花。张梅溪从外面拎水回家,北京的冬天太冷了,拎回来时水已经冻成冰,根本没法用,她却依然开心,点一支蜡烛,把冰反扣过来,一家人兴奋地围着它笑,「看,冰灯!」
年,黄永玉一家和小猫大白,各有各的喜悦受访者供图
漫长的几十年间,这对年轻父母都没有代表作,但他们在共同创作一个作品。黄黑蛮今年70岁了,他记住的童年时代是那时候的书、音乐和电影,「你读过《孤筏横渡太平洋》(注:现译名《孤筏重洋》)吗?就是那时候刚译出来,特好看,你一定要看!还有《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写得太好了,我们都爱看。那时候Beatles出的专辑,我找来给我爸听,特别好……」后来女儿从香港给家里带回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那些歌,黄永玉把磁带藏在家里。把门锁好,关上窗户,一家人竖着耳朵听。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忧愁河上的桥》(Bridgeovertroubledwater)。
这个作品也留在了学生身上。画家广军是黄永玉在美院的学生,直到今天,他都记得黄永玉教给他的一句话。那是年,毕业创作到林区「体验生活」之前,黄永玉告诉他:「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到时候你就想,嘿,这么难的事让我碰到了,这多有意思!你看我怎么把它解决了!记住,一定要这样想。」
黄黑蛮推荐的那些书讲了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故事,但它们的内核却是共同的主题——世界简单至极,星星在黑暗之中。
这是与表叔沈从文一致的脉络。发现黄永玉的时候,沈从文在文章里对黄永玉的命运有一个悲剧的预言,他的个性在一个时代将被视为个性鲜明,在另一个时代就会格格不入。不过,他也写下了应对方法:
「不妨勇敢地活下去,不必求熟习世故哲学,不必八面玲珑来取得成功,毫无顾忌地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这是沈从文50岁的时候留下的经验,黄永玉后来的写作、木刻、绘画、雕塑,一切的人生抉择都践行着这个统一的规则。小说讲究起承转合,他的文章如流水,从不写大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几百万字里连一个「但是」都没用过;国画讲究用墨,他直接拿丝瓜瓤刷颜色,最亮的白色不是调色调出来的,用的是修正液。「文革」时候,造反派问他怎么把浪花画出动态,他的答案是拿一块抹布,蘸上颜色后卷起来一抹就行。写作技巧、笔墨讲究,他并不是不知道规矩的存在,但是他不在乎,黄永玉的作品里,每一根线条都叫黄永玉,横七竖八地肆意活着,它们是一种新的规矩:我管它呢!
年,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回家乡凤凰。沈从文住在舅舅的老屋,对着山喝豆浆。两个人在吉首大学作讲座。沈从文先上台讲,他说自己毫无成就,算不得什么作家,也算不得什么考古学家,是一个「假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天赋是「穿单衣过冬不怕冷」,什么坚强也说不上的。「我有一个习惯,我向前走了,我就不回头」。第二个讲话的是黄永玉,黄永玉摆摆手,「手艺人,不会讲」。
这一年,沈从文80岁,黄永玉58岁。下着雨的春天,黄永玉找来朋友一起听湘剧高腔《白兔记》,主角李三娘出场,唢呐一响,院子里的几个老人都哭了,因为唱的是,「不信芳春厌老人。」
这是沈从文最后一次返乡,5年后,沈从文去世。在人生的最后,他修改了自己的预言。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修订版里,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一切不出所料」,而关于黄永玉的悲剧预言是「一切近于过虑」。临终病榻前,黄永玉听他跟后辈讲道理,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钱,热闹,江湖
评论黄永玉的画常见的关键词有:好玩、新奇、大胆、鲜艳,不过艺术最受欢迎的成就或许是——有钱。
黄永玉并不讨厌穷,流浪时穷得叮当响,他也过得很快乐。但他同样喜欢挣钱,他的很多快乐也需要钱来实现,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喜欢给张梅溪买新衣服,很多新鲜玩意他也想要,五十年代就有唱机,七十年代末能穿牛仔裤,他的工作室还有数不尽的新书和唱片,这些快乐都需要钱。这个问题年轻时好办,他有使不完的力气,工资花光了,他就熬夜加班刻木刻,挣稿费继续花。后来回到多年前生活的香港,黄永玉从早到晚闷在工作室干活,不再有力气刻木头了,那就画画。香港喜欢色彩鲜艳的画,那就画得五彩缤纷。香港人喜欢买大画,越大越值钱,那就画大画,越画越大。
荣宝斋艺术总监雷振方在香港见到了90年代的黄永玉,一个将近70岁的勤奋新画家。这时期他画了很多作品,最著名的作品是《山鬼》,迥异于此前的作品,用色大胆,画幅巨大。它们给人的冲击感很强,产生了一种对国画的颠覆性认识:画还可以这样画吗?
更多大胆的作品署名黄永玉出现了。家里的小猴死了,他把小猴画在了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上,最初面值8分钱,后来成为邮票史上价格最高的作品,一度实现「一枚猴票一辆车,一版猴票一套房」。家乡的酒厂找他出主意,他拿猴票挣来的稿费给他们出了酒瓶的设计方案,后来最出名的一款酒就是红极一时的「酒鬼酒」。
金钱、声名、艺术、人情,在黄永玉身上是混沌的边界。这位艺术家勤奋地画画,但他也真诚地喜欢钱,喜欢大宝石,喜欢最新的跑车。成为他的朋友其中一项标志是,他会热情地拉着你去书房参观他的宝贝。拉开抽屉,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一个手表,还有一沓写着「黄永玉收」的信封,那是每一次作品发表后寄来的稿费,全是现金。但他的快乐仅限于展示,关上抽屉,黄永玉还是黄永玉,穿70年前买的风衣,用小木匠给他做的木刻刀,喜欢吃女儿做的腌黄瓜。
这份混沌的顶峰是万荷堂。这是从诞生就充满了江湖色彩的名利场。年,黄永玉再次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用画画挣的钱,天涯海角买房子,老家的、中国香港的、意大利的。这次他不想买了,他要自己盖房子。
于是,黄永玉以黄永玉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建筑。他告诉我,万荷堂是他自己设计的,最初的蓝图也是他自己画的。我找到了这份蓝图,是一个画在卷尺包装盒背后的涂鸦。负责盖房子的柳运宠至今记得接到任务时的痛苦,「就巴掌大的纸盒」,黄永玉的要求不容置疑,「就盖这个房子」。
最终落成的万荷堂占地8亩,里面有一个12米宽的大画室,3亩的荷塘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荷花,院子一角装下过一整个戏班子演出,另一角可以同时招待人聚会,厨房的烤炉烤过全羊,烤过鹿,旁边的停车场依次停着不同款式的跑车,他的另一个交通工具停在画室门口,是一架德国运回来的马车,黄永玉偶尔会赶着马坐马车转转。
万荷堂有以下特征:自由、烧钱、三教九流。其中自由是最要紧的,艺术家在这栋建筑里追求无拘无束,荷塘里的花不允许修剪,野草不准拔,院子里的狗也不拴绳,想怎么跑就怎么跑。荷塘院子里的房子不允许使用一根钉子,一切都要按最自然的方式来,树长成什么样,盖房子时就用什么样。唯一抗议这种自由的是施工队。工头一次次跟黄永玉吵架,他们用经验跟他讲道理,盖房子不能追求纯天然,砍下来的树没有标准尺寸的,一头大一头小,拿它们当大梁,房子会塌。
黄永玉在万荷堂有自己的规矩。他养了一院子的狗,其中有两只,一只叫科学,一只叫民主。在这里,卖画不讲价,讲价放狗。
「他有他霸气的一面,一般画家不好意思谈钱,但他就是大方地告诉你,你不能少给了他。」王明明说。「他接触的人多了,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我不缺钱,我那边开一个劳斯莱斯,你就不能把钱拿少了去买我的画,明白吗?对着这些世俗的人,他只能是这样。他知道怎么对付不同的人,对很多老朋友,他绝对是真情的,作品里也没有任何金钱。这是他的智慧。」
这里见证了北京城21世纪初最鼎盛的热闹。黄永玉喜欢聚会,万荷堂进进出出不同身份的人,画家、官员、商人、学者、厨师、服务员、戏班子、舞狮队、弦乐队……王明明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黄永玉送给他的字是「举重若轻」。采访全程,他只在回忆万荷堂盛况的时候扛不住了:「在万荷堂上百人来了,一坐一下午,我去我真闹心。」
「像咱们觉得这么多人,心里头一两天都乱糟糟的,可他高兴。黄老做人,能放能收。他高兴完了,热闹完了,第二天早上还是做自己的事儿,什么都没耽误,马上沉下来,第二天还是照样写,照样画,我觉得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大家看他光鲜,但没看他用功,艺术上没有过那一关,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到达那个境界。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但又没变成负担。」王明明说。
许多作品都是在热闹之后的第二天画出来的。他的画室有一架升降机,巨幅画布钉在墙上,他常常从早到晚对着一面墙画画。他喜欢上了画大画,画室最高容得下5米的画布,他就有了越来越多5米高的作品,5米高的荷花,5米高的荷塘,5米高的《春江花月夜》。
万荷堂里的黄永玉是一个艺术家最复杂的时刻——十分艺术,十分江湖,十分黄永玉。他只请过「文革」期间给他送花的花匠给画展剪彩,从此以后画展没有剪彩仪式,八十画展请柬上还标注着「恳辞花篮」。作家北岛办杂志筹不到钱,在黄永玉家做客的时候谈了自己如何碰壁,黄永玉转身去房间拿了一幅刚画好的画给他,让他拿去卖钱。这样的他也受过骗,给家乡捐赠,给酒厂做设计,捐钱修建学校,钱没了,事没办好。他生气,画画,骂人,然后忘了,继续上当受骗。
万荷堂最热闹的地方曾经是门口的亭子,取名「侃亭」,父老乡亲都能来这里跟他闲聊,海阔天空,侃侃而谈。这种人际乌托邦只短暂存在于没人认出他的那段时间,后来知道了住这儿的老头儿是黄永玉,万荷堂就开始隔三差五遭小偷,偷他的画,偷他的摆设,最后偷走了他给侃亭题名的匾。后来黄永玉发了狠,把「侃亭」两个字刻在大石头上。他很得意地告诉我,再也没有人能偷走他的字了。在万荷堂门口,我见到了没了匾的侃亭,的确没人能偷走他的作品了,只是在黄永玉的刻字旁边,多了一堆陌生人的署名——「×××到此一游」。
他也知道,自己的画不再只是一种艺术表达。现在见了老朋友,想念至极,想送他画,有时候刚答应了送一幅,颜色还没调好,站旁边等着画的老朋友就开口了,「哎呀,我家是两个孩子。」
80岁那年,他改写了孔子的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到了90岁,三米的长卷上是他的感慨:「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两个老头儿
黄永玉在新年画了一幅画,画好了撕,撕了再画,来来回回五次了。他请了很多人看,每次得到的都是赞美,只有他不同意,颜色不好,比例不好,细节不好。他找不到艺术上势均力敌的朋友给他提意见,画纸前只剩下老人自己做判断,一个人在画前摇头,不好,还不够好。
以前,他的第一个读者通常是张梅溪,夜里刻完木刻,两个人泡咖啡,边吃点心边看作品。接下来,他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看画,给他出主意,老朋友故去,这个名单越来越短。
名单上曾经还有汪曾祺,刻《海边的故事》的时候,汪曾祺看了不满意,黄永玉把里面的翘脚小男孩来来回回改了五遍。但他很早就从名单上消失了。
年,汪曾祺去世。那时候,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女儿跑上楼,「汪伯伯去世了!」他没哭,也没说话。后来出书,写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独没有汪曾祺。作家李辉问他为什么,「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他只认识前半生的汪曾祺,对这个朋友知根知底,见过他的父亲,一起熬过艰难的日子。这曾经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画,找曾祺吃饭,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后来,这友谊渐渐变成了「听说」,听说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听说他现在是干部了,从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还给巴金写了信,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决心投身革命事业了。
在这段过命的友谊里,汪曾祺是逐渐消失的。黄永玉被划为黑画家,朋友大半夜偷偷来看望,花匠也给他送花,让他放宽心,唯独没有见到汪曾祺。黄永玉挨了打,也没有见到汪曾祺。到最后,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老人最孤独的记忆,一个无从询问的困惑:为什么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里,最好的朋友消失了?
他们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写信给沈从文,他发现了一个小天才,「我以身家担保」,请老师帮忙找人推荐黄永玉的木刻。黄永玉想要回家乡,汪曾祺拦住了他,鼓励他留下来,「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受委屈的时候,汪曾祺把沈从文对他的教诲送给了黄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笔,怕什么!」
他们的晚年毫无交集,汪曾祺写给朋友的信时常提到黄永玉,「听吴祖光说」,「听王世襄说」,「听人说」。黄永玉的信写的是,「实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
汪朗是汪曾祺的儿子,他从小知道一个黄叔叔,小时候给他画过画,被父亲一直挂在房间里,但他直到前几年才第一次见到了黄永玉。几乎所有人都说黄永玉热闹,只有汪朗说他「寂寞」,「老头儿现在挺闷得慌,没朋友了,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人没了,没人跟他真的聊天。」
热闹里的黄永玉很像他的父亲。晚年的汪曾祺很受欢迎,社会活动很多,今天参加笔会,明天出去采风,还有无休无止的应酬、答谢、吃喝饭局。「老了,喜欢有人捧着,但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热闹,但骨子里真的孤独。
他把父亲也称为「老头儿」,「老头儿一直心里都有黄永玉,」汪朗说,「只不过就是……各种原因吧,没能够像过去那么亲密,这个(疏远)他也觉得挺遗憾的。」「他对黄永玉的东西一直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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