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子们对老专家学者称“先生”，对党政干部称“同志”，唯有卞之琳例外，大家称呼他“老卞”。
卞之琳所属的“新月派”长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别”，但偏偏他又有一段在延安的经历。或许因为这种复杂经历，他就成了不能被归类的“老卞”。
年11月，卞之琳赴荷兰参加汉乐逸博士论文答辩。图为卞之琳在当地餐厅出席庆祝晚宴。摄影/LoevanRees
年暑假，19岁的卞之琳考上北大英文系，只身北上，在火车上坐在他对面的正是刚考进清华大学西语系的钱锺书。两位19岁青年年龄相差不到20天，日后都成为名噪一时的才子，在年后同样经历了风风雨雨，只是到了80年代之后，钱锺书声名如日中天，卞之琳却似乎从未再回到聚光灯下。
提起卞之琳，可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一位一直活到年、进入了新世纪的人物。他似乎被某种魔法永远定格在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断章》之中。
他的老友、诗人冯至曾说：“生物学上有一种孑遗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银杏、动物中的大熊猫，我就是这样的孑遗生物。”或许因为感同身受，卞之琳很欣赏这个说法。他还曾多次提到，年轻时去看北平昆曲艺人演出，观者寥寥，幕布上绣着两句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每次说起，都有无限的感慨。
“难懂”
在朋友眼中，卞之琳是有赤子之心的人。诗人芦焚曾形容青年卞之琳：15分执拗、25分温和、25分成人的矜持、35分孩子气。
北大校友陈世骧描述得更加具体：“矮小的个子、单薄的体质，叫人觉得他跟影子那般虚幻；灰色眼珠子隐藏在半球型的凸镜片后面，柔弱的嗓子和恍惚的神情叫人想起远天的浮云。他整个外貌内涵、他诗歌迷离的调子，无不使人认为他不堪战争惊涛骇浪的一击。”
但与人们想象的不同，正是这样的卞之琳，几次主动选择随时代而进。抗战或许是其中的一个转折点。
卞之琳曾回忆，自己在抗战之前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总不知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虽然是心在巅峰。抗战时期，沉溺于私人天地的他改变了自由派立场，奔赴延安。他还随文艺工作团出发，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支队里随军数月，写就报告文学《第七 团在太行山一带》。
年底，他在英国访学，正在山村埋头写作长篇小说《山山水水》，听说了淮海战役的消息，大受震动，当即乘船回国。在热火朝天的氛围里，他几乎全然忘记自己手头还有一部小说，后来想起了，恨自己不写工农兵而写知识分子，一把火将创作了七年、耗费无数心血的这部书稿烧成了灰烬。
爆发后，全国文联号召文艺工作者们发表作品声援。他用23天创作了20首诗、余行，次年印行成书，取名《翻一个浪头》。他在诗中激情澎湃地反复吟咏：“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我们向前涌！”诗集中有写农民支援抗美援朝的《从乡村出发》，有写女青年送夫上前线的《金丽娟三献宝》。他并不是高产诗人，汇集30年代诗作的整部《十年诗草》也不过余行。
他还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诗作《天安门四重奏》。一个月后，《文艺报》编辑部刊载了两篇商榷文章《不要把诗变成难懂的谜语》和《我们首先要求看得懂》。文章认为，这首诗用典曲折，语义不明。比如“天安门为自己也为别人”，别人是谁？为什么用这样意义不明的字来代表？
早在30年代就有人说他的诗歌晦涩难懂，他并不接受这种说法，认为“纯粹的诗只许‘意会’，可以言传则接近于散文了”，但现在，他只能被迫写检讨。
年的文学“大跃进”中，由毛泽东亲自倡导发起了新民歌运动。周扬指出，五四以来新诗存在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地结合，群众特别不满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有些诗人却“偏偏醉心于模仿西洋诗的格调，而不去正确地继承民族传统”。
卞之琳和何其芳则为新诗做了辩护。卞之琳提出，新诗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传统，其形式也应当被看作民族形式。到了年初，争论扩大，主战场转移到《人民日报》。卞之琳和何其芳都被点名批评。
这场争论随着文学大跃进的熄火，最终无疾而终。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原本已通过审查，准备修订再版，却在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退回。
卞之琳就此搁笔。
“失眠咏叹调”
年，南开大学毕业生高秋福考取了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方向是英国诗歌，师从卞之琳。该所原先隶属北大，后改隶中科院，卞之琳一直在该所工作，担任西方文学研究室负责人。
高秋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领导跟他谈话时说，卞之琳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注意“师事而不盲从”。他听出了弦外有音，很是不解，因为在他心目中卞之琳是去过延安的进步诗人，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一直是追求进步的，并于年入党。
卞之琳给他开列了一系列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书单，让他按照英国文学史的顺序阅读主要诗人的作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
他的第一篇读书报告交了上去，卞之琳却未予置评。他后来听说，所内对卞之琳有议论，认为他带研究生“脱离实际纯搞学术”。很快，高秋福的研究课题就变成结合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同时期在西欧出现的文人左倾现象。
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回忆，在当时的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基本分两类，一类是早已投身革命的文艺家或从延安鲁艺来的“老资格文艺战士”，另一类则被客气地称为“老专家”，但一遇上运动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者”。卞之琳的归属比较复杂，他有延安经历，但时间太短，后来又回到国统区当文化人、教授，给这段“红色革命经历”打了很大折扣，因此他的革命资格在这个老革命、老干部成堆的地方就显得“嫩”了点，一到政治气候敏感时期就很自然地被转化成“资产阶级专家”。
柳鸣九说，卞之琳总是穿一身中山服，但衣料比一般人的好，且裁剪精致贴身，外头还披着款式同样精良的风衣或高质量的烤花呢大衣。他走路的时候，有种直往前冲的架势，整个身形有种张力，给人一种倔强的感觉。他觉得，卞之琳内心深处有相当强的傲气、相当明确的精英意识，但他又有丰富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在与老革命、老干部打交道时会收起自己偏爱的曲径通幽的语言，操起大家所习惯的社会化、政治化色彩较浓的语言。
在每周例会上，其他研究室都严肃地坐而论道，在西方文学研究室里，卞之琳却一次次重复自己的“失眠咏叹调”。
他常常晚到一会儿，急切而真诚地表白自己为何迟到：往往是公共汽车如何不顺，路上遇到什么意外，紧接着要回溯到头一天晚上如何上闹钟， 一两片不够、要吃三片，到拂晓总算可以熟睡。在座的人则会关切地插话，谈一谈运动和生活规律与失眠的关系。拉拉杂杂一大堆后，卞之琳宣布言归正传，会议时间往往过半，后半程的氛围也就不会太肃穆了。
柳鸣九感慨，在上世纪60年代，卞之琳以独特的人情人性，带给大家些许宽松的氛围，使人们多少得到喘息和宁静。
年，几个外国文学研究室从文学研究所独立出来，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柳鸣九说，按照卞之琳的学术声望和工作业绩，由他出任所长是实至名归的，但出乎意料的是，领导费了很大的功夫，将冯至从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岗位上调动过来，担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来临后，卞之琳无法再保持这样的名士风度。年8月，他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女儿青乔说，一天傍晚，父亲回家时神色复杂，手里有个东西遮遮掩掩的，后来才知道，他遮掩的是“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
一天，已调到其他单位的高秋福回外文所，看到卞之琳在扫地，喊他“卞先生”。卞之琳悚然抬头，环顾四周无人，摆摆手说：“再不要这样叫，要划清界限！”说罢，像什么事都未发生一样，继续扫地。
年，卞之琳随外文所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两年后回京。高秋福去看他，只觉得年逾花甲的他满头白发，一脸沧桑。高秋福满腹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反倒是卞之琳先问他，你还好吗？
所内的学术业务仍然停顿，卞之琳成了逍遥派，寄情于侍弄花花草草。他养了不少月季，有时从家里坐公交到京郊看花，看到特别喜欢的就连盆买回来。他还从单位捡回带籽的丁香花荚壳，种在自家阳台，没想到竟然发芽开花了。这株丁香后来移到楼下院子里，长成涵盖大半院的绿荫，葱茏可喜。
“螺旋式上升”
“文革”后，《诗刊》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探讨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胡乔木作报告，强调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指出新诗坛产生了公认的大诗人，分别是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场内的人心知肚明，胡乔木是为新诗恢复名誉。
卞之琳后来对友人说，自己称不上是majorpoet（大诗人），只能是minorpoet（小诗人）。
他的《十年诗草》也再版了。他戏仿《文心雕龙》，为诗集起名《雕虫纪历》，称自己的诗歌“只在历史博物馆或资料库的一个小角落暂时可能占一个位置而已”。
他重回文坛视野。《现代派诗选》将他的诗列在了篇首，《现代朦胧诗选》则将他的作品归类为现代朦胧诗。
在这之前，一批境外学者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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