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农场的弃婴长大后，成了罪犯们的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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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认做这么多事，都是凭良心，但好的初衷，也不能防止不好的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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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囚七人》剧照
1
60岁的陈文玲，生活精致，衣品出众，脾气顶好，工作中没跟谁红过脸，“一辈子听政府的、服从政府的”。年，政府要拆老家70平米的房子，她实在不乐意，相当窝火，决心当一次钉子户。
那天，几位领导上门做思想工作，见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张退休奖状，还有一张警服正装照，就问陈文玲党龄多少年。陈文玲说自己在大学里入党，22岁在农场子弟学校任教，狱警编制，党龄超过40年，警龄超过30年。
领导说：“好，我们就不多说了。”
陈文玲瞬间没了脾气。3天后，她家的老房子被夷为平地。
那是一栋水泥平房，用红砖垒成了一道矮院墙，院门口竖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红漆写了“小店”、“心泉婚介”几个大字。院门5米之外是一排高墙，上面装有高压电网、设置了八角岗楼。换岗的武警齐刷刷地跑步，每隔2小时从院门口路过一次。
高墙那头是座监狱，押犯多人，每天收出工的口号十足响亮：“一二一二，一二三四，遵守监规，服从管理，认罪悔罪，重新做人——”高墙这头，有十几户居民，清一色的水泥平房里只剩下老人——年轻人不敢把孩子带过来，住不上两天就会跟着犯人瞎喊，晦气。
如今，十几栋平房全部画了“拆”，居民们实现了“搬家梦”，可陈文玲却高兴不起来。她说这儿以前是农场的房子，老房子的地基是青砖，后来用红砖和水泥重修了一遍，“我从小是被反革命罪犯养大的，这栋房子以前就是安置刑满留场分子的，我的命运就是在这栋房子里改变的，我有感情的呀”。
年，监管场所内人满为患，全国各地兴建农场，将各类罪犯押去拓荒。
那年冬天冷得异常，农场的干部个个都成了“团长”，犯人的情况更加糟糕，每天都有人被冻成“冰棍”。每顿只吃水煮盐篙，犯人们哪还有埋人的力气，他们将“冰棍”抬到远处，随手一丢，扭头便走。
抬人是桩“雅活”，收工回来，能分到一颗大土豆。一天，有个反革命的年轻小伙不行了，“雅活”就轮到了两个右派的头上。这两人，一个叫袁天明，22岁，山东人，在大学里宣讲反党言论，被扣了右派的帽子，送来劳教；另一个叫白震，上海人，因加入了反革命的团体，又是团员骨干，被定了反革命罪，获刑5年。
两人抬着“冰棍”走了二里路，脚趾头冻得难受，人也饿得虚脱，两眼迷糊之中，看见一条结冰的沟渠。袁天明说就撂那里面得了，冰一化，人就等于水葬了。白震没了讲话的力气，点了点头。
两人惦记着那颗大土豆，把“冰棍”往冰渠里一撂，就要赶紧回去。白震的耳朵尖，已经走出去三五步了，忽然停住：“哪来的小孩子哭？”
“是风。这鬼地方，十天有八天在刮风，风响就像小儿的哭。”
袁天明拖着白震又走出去三五步，白震还是停住了，嚷着：“不对头，不对头。”
他跑近冰渠旁瞅了一眼，看见“冰棍”身下压着一只小手。两人下到冰渠里，费不少力气才将那冻铁一般的尸体挪出去半米。一个婴儿露了出来，裹着绿色的棉袄，小脸冻得通红，微弱地哭着。
“怕是不能活。”
农场有一名姓陈的干部，结婚10年，妻子未能生育，便收养了这个弃婴，给她取名陈文玲。
年恢复高考后，陈文玲成了农场第一个考上师范大学的场员子弟。农场杀了16头猪，摆了3天的流水席。袁天明和白震这两个干爹在酒席上争执，“怕是不能活”这话到底是谁说的来着？
陈文玲大学毕业后，被迅速招进农场子弟学校任教，进了编制，每天穿着警服上课。她不仅活了下来，还活成了农场子弟的模范。
年，右派平反，袁天明和白震先后回到原单位。他们本来做好了在农场过一辈子的心理准备，刑满后就用工钱买下了安置他们的那栋青砖平房。离开之前，他们把房子的产权都赠与了干女儿。
2
年，农场子弟学校改名为“监狱职工子弟学校”。陈文玲的学生包括武警、狱警的孩子、监狱附属工厂职工的孩子、出狱后在当地就业的刑释人员的孩子。她对待谁，都一视同仁。
学校一共有20几位老师，多一半是狱警编制，还有几位是狱警家属，也有刑满后的高知劳改犯。早年，干部子弟高中毕业后就可以直接当实习狱警，不用参加公考，也能直接转入狱警编制，端上铁饭碗。人生有了设定好的退路，所以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但陈文玲任教20年，将上百个学生送进了高等学府，出国留学的也不在少数。她的教学成绩放在公办学校丝毫不起眼，但放在教育环境特殊的子弟学校，属实出彩。
年，监狱职工子弟学校撤销，所有学生就近分流到几所公办学校。陈文玲是教务组长，职务挂在监狱教改科，学校撤销后，她便调回科里，负责全监罪犯的计分考核。
两年后，陈文玲调入女监工作。年，她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同年9月，调回原单位搞罪犯“重新犯罪评估”工作。说起过往的经历，陈文玲并不看重自己在学校那20年的桃李满天下，“这只是尽自己的本分”，相比之下，她更看重“如何降低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
年，陈文玲提出“给刑释人员相亲”的教改项目，被上面否了。同事背地里说她的脑子坏了，“都是浆糊”，没几年都要退休的人了，尽出洋相。
在一些人看来，狱警的职能首先是刑罚的执行者，去操心犯人的终生大事，有些出格了。但陈文玲认为，犯人也不全是十恶不赦的人，很多都是老实人，只是在生活中踏空了一脚。她觉得可以分别对待，好的那部分人，就该拉一把、帮一把。
“我就是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有挑战的、别人又没做过的事。后来有了一个蛮好的时机，我血压比较高，按时吃药问题不大，但够上了提前退休的申请条件。退下来，工资每月少了几百，但不妨碍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脱掉一身警服，什么都不冲突了。”
对于自己“想做的事”，陈文玲说不清道理，根儿上来讲，便是要处处做好人。高墙内的这块场域，成了她相中的一亩三分地，她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野心——想把在这儿遇见过的所有破碎的人生，经由她的手，重新组装。
陈文玲心里清楚，给刑释人员组织相亲是桩不讨喜的事，但绝对不是瞎提议。
从监管层面来讲，上面政策一直在变，松松紧紧的。有时候是“治本论”，要把罪犯重新犯罪率作为考核监狱工作的重要指标；有时又是“监管底线论”，“防逃防死”的前提下，注重劳动生产，履行惩罚机构的职责，犯人的刑期一到，送出监狱大门就算所有的工作落了地——但很多人还没进家门，就又犯罪了。
那当口，陈文玲负责男犯的出监教育和心理矫治，分管的38个重刑犯中，超过半数的犯罪诱因都能归根在婚恋问题上。这些人服刑时间少则5、6年，多的超过了15年。他们即将出狱，每周二去文教楼的陈文玲心理矫治工作室上课，很多人跟陈文玲开玩笑：“陈主任，你要是能帮我们找个老婆，比什么都强。”
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曾经有一对兄弟，老家在农村，因为缺钱，都讨不上老婆。兄弟俩就商量去城里抢金店，头一回作案的赃款给哥哥讨了媳妇，第二次作案是帮弟弟娶媳妇，结果出了人命。哥哥死刑，弟弟被判了无期。
陈文玲说，这是比较极端的案例，犯人即使出狱了，也得拿一生做代价。她想去操作的，还是以“过失犯罪”的案例为主，一旦有了符合条件的，她便私底下“做实验”。
“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常年偏高，根源问题与刑释人员在择偶过程中受到的排斥相关。择偶是组建家庭的前提条件，择偶，往往是人品为首要考虑因素，而犯罪本身就是人品、人格出问题。”
于是，犯人在工作室说玩笑话时，陈文玲会说：“你人品过关了么？我要验收你的人品，人品合格了，我可以帮你介绍。”
陈文玲在女监工作过3年，跟许多出狱后独身的女犯保持着联系，常常帮助她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这些女犯人大多经历过失败的婚恋，虽然很多人坚持单身，不看好再婚恋，但根本原因还是没遇见好的、合适的人。
陈文玲说：“我想两边搭搭线，这根线必须牢靠，不然风险也不得了。”
3
年8月，“热得翻抛”，监舍里的吊扇彻夜不歇，过道里还摆着一条冰，犯人们身下的凉席还是被汗液浸得透透的。37岁的黄亚军每天都睡不着，“主要是心不静，还有1个月出去了，想各种乱七八糟的”。
11年前，黄亚军开半挂车跑运输，在一个十字路口转向时撞倒一位骑三轮车的老人。他下车查看，发现老人不行了，而四周没人，路口也没监控探头。邪念起来，他索性把老人和三轮车拉到一处荒地，撂下不管了。
黄亚军不敢回家，先去大排档喝酒，又去洗桑拿祛霉晦，再去KTV飙歌发泄情绪。陪唱小姐看出他有心事，他憋不住，说出自己闯的祸，小姐劝他自首。
黄亚军说自己攒了5万块钱了，再攒1万，就可以回武汉老家托媒讲亲，要是坐牢，这辈子就完了。小姐说现在唯一有用的就是自首，她愿意陪他去。可两人走到派出所门口，他却撒腿跑了。
不久之后，黄亚军被捕，他抛弃老人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获刑14年，附带民事赔偿30万。入狱后，他反倒踏实了，改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3年。
漫长的牢狱生活像掀书一样地过去了，黄亚军出现在陈文玲心理工作室时，距离刑满的期限不足一周。彼时，像黄亚军这类“一念之差”又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例，都是陈文玲“实验田”里的“苗”。她尝试给即将出狱的犯人做红娘，跟外面的婚介生意不同，她不收钱，只收“人品”。
当黄亚军得知陈文玲热衷帮犯人牵红线时，脑子里立刻想到了一个梦里的老熟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跟陈文玲交了心：“陈主任，你在女监当过干部，你能帮我打听个人么？”
原来，在黄亚军服刑的第九个年头，见过当年劝他自首的小姐。
那年监狱举办纳凉晚会，省局“希望艺术团”入监演出，唱歌跳舞的也都是犯人。节目进行了一半，舞台上出现一个身材高挑的女犯，穿着旗袍，打着油伞，唱《夜上海》。台下的男犯骚动了，口哨声此起彼伏。黄亚军瞅着那个女犯眼熟，挨个跟前排的犯人调位置——位置不好调，要许诺每人一颗“生产烟”（劳动任务达标后的奖励烟），好不容易调到视线清晰的位置，女犯已经谢幕离场。黄亚军半年的生产烟都泡了汤。
眼下，黄亚军要打听这个女犯，陈文玲说问题不大，能入选艺术团的女犯本就不多，即使没名字，照着档案排查一下也能确认。
陈文玲说：“你在这方面有想法，我可以帮一把，但你的人品要证明给我看。我要先信任你。我要冒风险的。”
为了让陈文玲验收自己的“人品”，黄亚军出狱后认赔30万的民事赔偿，其中20多万是借款，需要他出狱后认真工作来偿还。
“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赔偿，是很难执行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拿不到这笔赔偿，通常就是判决书上的一串数字。他能主动全部认赔，也出乎我的预料。”更让陈文玲欣慰的是，当年受害者的老伴患了严重的疾病，手术费用很高，两个子女正为“是否手术”的事闹别扭。赔偿款一到位，不同意手术的那位，直接闭了嘴。
在陈文玲的心里，黄亚军的人品合格了，但等她查到那位女犯，却发现对方并非黄亚军自认为的那位“心上人”——她原本是一个公司的会计，因挪用公款入狱，有丈夫有孩子。
最终，黄亚军的婚恋问题是靠自己解决的。
出狱后的第二年，黄亚军在一家服装厂拼命干活。服装厂是陈文玲牵线一名小老板成立的，老板多年前因虚开增值税发票入狱，老婆头一趟探监，便递给他强制离婚判决书。服刑期间，老板闹过自杀，陈文玲及时对他进行心理干预，效果明显。出狱后，他在陈文玲的建议下成立了一家服装加工厂，最后办成了“归正帮教基地”。
黄亚军出来的头一年，先尝试开了一家小吃店，但生意做得差劲，外债又多出了3万元。在陈文玲的介绍下，他进了服装厂打工。在劳改生活中，黄亚军练就了超人的缝纫技能，老板认可了他的手艺，给他升职加薪，他凭本事干到了“工艺主管”。
接着，爱情也有了苗头。一个漂亮女人进厂务工，追求者像马蜂一样涌过来。但仔细打听才知道，这女人的前男友懒惰不赚钱，还用她的身份证撸了10多万的“小贷”。追求者们全部散开了，唯独黄亚军把握准时机，“我俩好好干活儿，一起还债”，他用这一声承诺，收获了芳心。
黄亚军能讨到媳妇，拿陈文玲的话讲，“也算在我这些工作的良性效应里”。
4
退下来以后，陈文玲比在职时更忙了，“家里先出事，我哥中风了，每天得料理完他，我才能办自己那点儿事”。
陈文玲口中的“哥”，其实是丈夫黄成兵。
黄成兵也是农场子弟，早前是茶厂的干部，每天开着边三轮押送犯人出工。他比陈文玲大2岁，人高马大，体育很好，农场每年的运动会都是得奖的主力，风头出了不少，会讨女孩的欢心。但他却谁也瞧不上，只喜欢陈文玲，因为她是农场的第一个大学生，跟她谈朋友，脸上沾光。陈文玲却看不上他，觉得这个男人流里流气，整天开个摩托车吵人。
“过24岁生日那天，他弄了个摩托车队来堵我，花里胡哨，在农场摆了个追求女孩子的阵仗。几亩地都铺好了花，我是12月的生日，冬天的花本来就不多，也不知道他从哪弄来了那么多水仙和玉兰……兴师动众，就为了搞个自以为是的浪漫。”
陈文玲被堵得上火，跑去狱政科举报黄成兵，说他用劳改犯干私活儿。那当口正严管这种事，黄成兵就挨了警告处分。他想不通，第二天喝了好多酒，在农场的荒地里飙三轮车，结果车轮碾过一块石头，车翻了，自己的右腿和盆骨摔骨折了，手术后行走倒没什么妨碍，但医生告诉他，将来要过夫妻生活蛮难的。
农场的人有看笑话的，有为黄成兵鸣不平的。女人们都在后面戳陈文玲的脊梁骨，骂她造孽害人。陈文玲也感到不安，一天半夜，她带着酒去找黄成兵，两人各吹了一瓶老白干，谁也不吭声。最后，陈文玲大腿一拍：“我嫁给你了，搭着伴儿过一辈子，不给人家看笑话。”
在婚姻中，有相当一段时间，陈文玲和黄成兵像两根炮仗。他们闹过也吵过，别扭了好些年，但到现在，他们似乎都熬过来了，克服了对彼此的厌倦，敞着肚皮讲话。他们分房睡觉，床头装了报警器，谁不舒服了，可以随时“呼叫”对方。他们以哥妹相称，开玩笑时就称呼彼此是“战友”。生活开销方面，两人也坚持AA，谁也没为钱的事红过脸。
陈文玲不后悔，但她又说，一到阴雨天，便常做同一个梦，“自己卡在一条缝里”。
年7月，黄成兵中风了，走路、吃饭都成了问题，陈文玲的“心泉婚介”又堆着许多事，她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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