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文茂/文
有时候坐在桌前，品一杯香茗，不经意间回忆起自己某一段求学的经历，是温馨和愉悦的……
我于年夏季考入德州师专中文系。印象中总分考了.5分。这个分数在我所在的高中毕业班还算不错，第一名被本科录取，其后的七、八名都被德州师专录取。我最好的成绩是数学，分，作错了1个选择题减了2分，一道平面几何题减了17分。语文不到80分，作文是看图作文，平时很少训练，是一张漫画，一个人扛着一把铁锨，一连挖了几眼井，都是浅尝辄止，在距离水源很近的地方停下来，说：这里没有水。当交卷的铃声响起时，我才发现写跑了题，站起来在卷面上写下最后一句话，把写跑了的内容拉回来。还不错，后来得知30分的作文题得了24分。政治70多分，已经放了卫星，因为高中三年我还从来没得过这么好的分数。最理想的是英语，不到60分，全班最好成绩是74分。我在初中没有接触过英语，在高一时跟不上课，听英语如听天书。自己也不用心，因为这一年高考英语满分按30分计，第二年满分按70分计，高三毕业时竟然按分计了。这可真要了命！多亏高三的英语老师同时兼任高一的课，我就拿一只凳子跟他到高一教室听课，所以在学校里显得很另类。其实高一的课也听不懂，就靠死记硬背，学的是哑巴英语，会写不会说。历史、地理两门课都没及格，乏善可陈。就这样，我以优异的数学成绩考入了德州师专中文系。
我家距离学校30多里路。大哥骑着自行车送我去上学，我只带了简单的铺盖、蚊帐和生活用品。感觉德州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回家的路并不算远，但我很少回家，因为我没有自己专用的自行车，坐公共汽车也并不方便。还有一次父亲套着小驴车送我去上学，到了门口停下来，我不愿同学们看到我坐着毛驴车来上学。沿铁路线的同学很幸运，他们竟然坐着火车来上学！我一直向往能坐一次火车去远行，但直到大学毕业也没能实现这一愿望，真是遗憾！
那时的中文系只有两个班，我分在二班。两个班大部分时间合堂上课。一个班四十多人，生源主要是本地区的学生。在开课之前，有两位师哥师姐来给我们新生辅导，介绍学校情况。小师哥长得很帅气，但被师姐靓丽的丰姿掩盖了。师姐的名字叫李敏，人长得漂亮，介绍情况落落大方，后来在学校的活动中多次观瞻她的风采，她毕业后成为省电视台的台柱子。
学生宿舍楼共有两栋。我班男生住一楼，每间屋有七、八人，来自不同的县，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卫生间和洗漱间集中在宿舍楼的东头，在早晨起床和一天的某一个时刻是最为拥挤和喧闹的地方。二楼是女生宿舍，我们是只闻其声难见其人的。楼上有节奏的高跟鞋的声音震碎了某些男同学的心。据说，有位师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楼前空地上忍不住对着楼上女同学吟诗一首：“君住楼上头，我住楼下头。终日思君不见君，同住一幢楼。”但是，如果楼上传来高跟鞋走路不规律、洗脸盆掉地下发出咣啷啷响的声音，那就不美妙了。有的男同学就会用拖把撞击天花板以反击，从而引发楼上楼下隔楼板大战。有位师兄据此写了一部短剧《楼上楼下》，在全校文艺汇演中演出，呼吁校园和谐。
学生食堂是阔大一点的平房。不到就餐时间，售卖饭菜的窗口前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时后面的同学不耐烦就向前挤，前面的同学很生气就向后挡，一来二去队伍就晃动起来。晃动的队伍里夹杂着起哄和喧闹声。有的同学就喜欢加塞儿，见到熟悉的面孔就挤在他的前面，节省了排队的时间，从而侵犯了早经排队的同学权益，引发口角。我年龄小，个头小，就属于不大守规矩、喜欢加塞儿的人。我一走进大食堂，首先观察一下形势，选准哪个窗口的饭菜可口，售卖饭菜的师傅是否是熟悉的面孔，窗口前队伍里有没有熟人，神速穿插进去。有位齐河的同学很本分，洁身自好，从不加塞儿，据说他还不是团员，很鄙视党团组织里人员排队加塞儿的行为。我自视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只是觉得加塞儿好玩儿，是对单调的学校生活的一种调剂。学生会里安排专人轮流来维持秩序，但效果不佳。阔大的食堂餐厅里没有餐桌，大部分同学端了饭菜，回到宿舍慢慢吃。也有买了饭菜的同学找个偏僻的角落，三个一伙儿两个一撮儿，蹲在地上就餐。吃剩的菜汤舍不得倒掉，冲上热水喝掉，不浪费一滴油星儿。
但有一件事我耿耿于怀。师范类院校国家补贴较高，一年级每月生活补贴18元，二年级时增加了3.5元。有一位师兄，烟台牟平县人，姓张，与我相识了，不很熟，说是自己生活困难，借点钱，马上毕业，有了工作就还钱。理由很充分，还钱的基础也很牢靠，于是我借给他50元，相当于两个半月的生活费。他毕业后在牟平一个中学教书育人，上班挣钱后回信说生活很困难。一年后回信说生活依然困难。再后来，没有回信，也没有后来了……
在宿舍楼和教学楼中间是操场，三合土地基，只能算是活动场所。我们的体育课就是在这里活动，大部分是自由活动。印象深刻的是踢足球，这是在高中时没听说过的，东西两侧设置了球网，把全班男生分为了两队，指定某某是前锋，指定某某是中场，指定某某是后卫，有人主动担任了守门员，于是乱踢一气，大家嗷嗷叫着兴奋异常，结果不很清楚。这是很自然的事，规则不很明晰的运动，结果必然是一塌糊涂。
对早操没什么印象，因为大家早操时我还在睡梦中。但是偶尔我也会在班委会的督导下毛毛愣愣起床，到操场上跑几圈。这时我注意到，在操场的北头，矗立着一颗高高的旗杆，旗杆的上头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红旗带动旗杆在猎猎寒风中哗愣愣地响。
第二年深秋的校际运动会。阳光明媚。校领导在操场旗杆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运动员上场了，比赛激烈进行。我和大部分同学是运动会的看客，坐在场边摇旗呐喊。这句话并不确切，没有旗，只有空喊。起东北风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旗杆上的旗子猎猎生风，哗愣愣地响。突然，毫无预兆，一瞬间，旗杆倒下来，直接砸向看客群。一片惊呼，现场大乱。旗杆砸向的区域是艺术系，周围人头攒动，中文系在外围，不明就里。后来就有消息说，旗杆砸碎了一位艺术系女同学的头颅。这位女同学，我印象很深刻，在学校艺术汇演时唱过女高音，音犹在耳……
教学楼在校园的东南角。学习相较于高中时要宽松一些，当然，主要靠自觉。中文系两个班，大部分课程要上合堂。不合堂时，两个班分头自习。自习时间也可到学校图书阅览室借阅资料，我去过几次，没有明确目的的借阅过什么图书，似乎借过几本杂志，也没什么意思。辅导员姓孙，号召我们写日记。我到了新的学校，正感到新鲜，就胡乱写了些东西。也没有明确目的，记每天身边发生的小事，记自己观察到的新鲜事，记自己对某事的一点感悟。过了段时间，孙辅导员收走了我们的日记本，并加了批语。这出乎我的意料，总认为日记是给自己看的，写时比较大胆，没想到辅导员会利用职权偷窥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从此，我几乎不再写日记，写东西也比较谨慎了。
当初是怀着对文学的憧憬而报考中文系的，但现实把理想击得粉碎。师范类学校是培养师资的，中文系也不是培养作家的，没有老师专门教授写作课。《写作》一门课是教授如何指导中小学生作文的。爱好写作的学生只能在课外活动时间请教爱好写作的老师。朱竹老师是诗人，就有几个诗歌爱好者围着他转。有个叫杜白的同学，名字就很霸气，是杜甫和李白合体了，经常作诗几首，但也没听说过在什么刊物发表。我也爱好涂抹文字，但在经过两年严格的专业训练后，写作每一个句子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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